張友驊

文化歷史系。曾任《民進周刊》副總編輯、《自立報系》記者、《首都早報》軍事版主編、國策中心研究員、《洛杉磯時報》特約撰述、報社主筆。著有《李登輝兵法》、《李登輝霸權危機》、《郝柏村強權興衰》、《花錢不花腦袋台灣三軍》、《尹清楓：陳水扁敢破尹案？》、《台灣三軍人物》、《刀鋒戰將胡璉：金門王與蔣介石恩怨》、《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等十九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從杜案追溯蔣經國「情報頭子」的角色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張友驊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朋友。他早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後來長期投身於媒體界，是一位資深記者、報社主筆與網紅名人。因為有歷史學的訓練與媒體界的工作經驗，他對於歷史與現實交光互影的人物及事件有高度的敏感性，在「知人論世」上是一個好手。

他的創作力十分豐富，近年來佳作疊出，例如《刀鋒戰將胡璉：金門王與蔣介石的恩怨》（2021.10）與《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2021.12）等書都讓人讀起來暢快淋漓、手不釋卷，甚至拍案叫奇。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他雖然不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者，然而他的作品卻以流暢的文筆，結合生活經驗中所結識的關鍵人物（「局中人」）口述與文獻史料，而有專業學者所不知道的歷史細節，以及寫不出來的洞察性與生命力。

這一本書是他在疫情期間閱讀了我的好友，也是牛津大學的學弟林孝庭博士的大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而觸發的。林孝庭的書利用剛剛公布的「蔣經國日記」與相關檔案，介紹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年之間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呈現了二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的發展。我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之中評介此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蔣經國與當代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毫無疑問地扮演了一個從「威權統治」到「解嚴」、「民主化」過程之中的關鍵角色。今日台灣民眾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蔣經國居功厥偉。

在大多數台灣人的心目中，蔣經國是一位生活儉樸、體察民瘼、同情弱勢、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的好總統。二○一九年《遠見》雜誌所做的民調，在「哪位總統對台灣貢獻最大」問題中，蔣經國以38.7%領先其他總統，拔得頭籌，超過李登輝（13.6%）、蔡英文（7.9%）、馬英九（6.1%）、陳水扁（3.2%），也遠遠超過他的父親蔣介石（2.4%）。在我所主持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下冊，中研院近史所出版，2016）也可以看出蔣經國雖貴為總統，卻瞭解權力的節制，而時時克制自己。他反覆強調：蔣家人不繼任，要終結「家天下」。風燭殘年時，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啟民主化進程。不過有些人可能也聽說，在蔣經國掌握大權之前（以一九六九年六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從幕後走向台前為分水嶺），他在父親的栽培下，曾長期負責國內外的情治工作，許多白色恐怖的案件與他有關（如柏楊的「大力水手」案），甚至有人指控他是「白色恐怖的元凶」。

我們要怎麼看蔣經國的轉變？林孝庭的大著藉著「蔣經國日記」來看蔣經國如何從一位「情報頭子」轉變為「民主先驅」。從日記之中林孝庭刻畫了他「內心世界」的兩面性格。作為情報頭子，他對敵人與「叛徒」十分兇狠，而這是出於對本身「愛國」之舉深具信心，而在外表上，他又有親民愛民之慈悲，他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福祉。在外交上，他痛恨美國人的強硬作風，又不得不與之周旋。在政治措施方面，他在「開明」與「保守」之間擺盪。他肯定民主化、本土化是必走之路（如安排李登輝接班），但「又缺乏民主的DNA」（他在日記中說「難道選舉才是民主嗎？」、「選舉勞民傷財」），時時惦記著維繫國民黨統治。此一兩面性頗耐人尋味。我認為蔣經國內心的兩面性，以及他對時代大勢的敏感認知，是他能轉型為「民主先驅」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要了解蔣經國就必須深入認識他在這兩個階段的所作所為。

張友驊的這一本書關注的是蔣經國作為「情報頭子」的角色，此時他所累積的政治實力是他後來得以順利接班的重要資產，也改變了他的思維，使他在「後天險惡環境中鍛鍊出來」一種「沉穩」的性格。有關這一個問題，過去學界也有一些研究，例如孫家麒有《蔣經國建立台灣特務系統秘辛》（台北：全能出版社，1988，原名《蔣經國竊國內幕》，1961）、台灣大學的李福鐘教授曾寫過〈蔣經國在情治系統的角色〉一文（刊於國史館在網路上的「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對情治系統組織之分合，與蔣經國如何經由蔣介石之任命而接管全國情治系統有詳細的說明。我的同事蘇聖雄教授在從事「劉少康辦公室」的口述訪問。筆者則在進行「蔣經國與胡適：從民本與民主的激盪看台灣政治轉型」的研究計畫。我相信等到「蔣經國日記」在台灣公布之後，會有更多的研究。

本書與上述利用日記、檔案、口述歷史等材料進行的研究不同。作者以林孝庭書中「杜長城綁架蔣經國」案（頁46-47）為線索，清理出情治機構內部的權力鬥爭，以及蔣經國如何藉著杜案與毛人鳳爭奪情報敵後工作的主導權，並在毛死後透過與CIA合作成功掌握情治系統。本書除前言與結論之外共有六章，內容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蔣經國以杜長城案清理情治系統的反對力量，打擊毛人鳳。第二，毛人鳳與蔣經國以爭取CIA的合作所展開的「纏鬥」，初期毛因得到宋美齡的協助而「攔胡」，後來則因毛的過世而落幕。此後小蔣在情治界掃除了障礙，得以嶄露頭角。第三，蔣經國情治王國的崛起。他透過與CIA的合作，來培訓子弟兵，並參與以東南亞為主的國際冷戰。整體來說，這一本書是一九五○─七○年代台灣情治單位的奪權史，對我們認識蔣經國在走出台前之前，作為「情報頭子」的經歷，以及此時美國與台灣在情治工作上的合作、對抗，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張友驊的書以林孝庭所敘述的故事為背景，因此讀者如要掌握更大的歷史圖景，可以先閱讀林書。不過我想指出：在細節描寫與分析、解釋上，作者在本書中精彩的觀點層見疊出，有不少超越林書之處。首先，在林孝庭書中對於「杜長城綁架蔣經國」一事只有很簡短的描述。事情如下：

一九五一年春天，毛人鳳手下一名叫杜長城的「軍統」要員，暗中組織人馬準備綁架蔣經國，其本意並非真的要索取小蔣之命，而是想自導自演一齣驚魂戲碼，由毛人鳳從這一群假綁匪手中把小蔣救出，如此不但可以向老蔣邀功，還可嚇唬小蔣，同時向情治圈傳遞「小蔣不適合擔任領導」的訊息。不料杜長城謀劃此案時不慎洩密，又因涉嫌走私黃金，遭小蔣人馬查獲逮捕。蔣介石雖感驚訝，然忌憚一旦查辦杜長城，恐引來毛人鳳反彈，而動搖「軍統」士氣。老蔣最後下令槍決杜長城與其同夥，但未繼續深究下去，毛人鳳因此逃過一劫。林孝庭書中引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蔣經國日記：他抱怨「父親又因辦杜長城而恐毛人鳳之不滿，這許多人事問題實在太煩苦了。」

林孝庭書中只有這一小段記載。這個故事引起了作者的興趣，他嘗試追蹤此事的前因後果，扯出杜案不但主謀被槍決，從屬二十人也「因『貪汙辱職』罪同杜長城，亦一律槍決。」作者斷言「杜案曲折複雜，與綁架蔣經國並無密切關聯，內鬥才是關鍵」，這一觀察是直指核心的關鍵論斷。不過杜案之後，蔣經國並未能立即掌控大局，一九五○─五六年間他與毛人鳳「進行長達五年的競逐，從國內鬥到國外，再從國外鬥回局內」。

有關杜案的原委，誠如作者所說「文獻難徵、史料缺乏」，幾乎找不到太多的直接證據（國家檔案管理局有一個「杜長城等貪污案」的檔案，典藏號A305000000C/0038/1572.31/44917143，內含五千多頁的史料，包括名冊、帳簿、訊問紀錄等。此外國史館資料庫還有幾筆檔案。然而這些官方檔案線索繁雜、毫無頭緒）。張友驊卻能透過在記者生涯中所認識的人，如任守澄（與杜長城同在技術總隊任職，後轉至聯勤兵工署）的口述，逐漸完成一幅歷史的拼圖。作者的貢獻是：第一，確認此案有「同夥」共二十一人被槍斃，堪稱一九四九年後「第一樁大案」。此案使反對小蔣的勢力被拔除，有「殺雞儆猴」之效。第二，杜長城背後的靠山是陳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管）與毛人鳳。由於小蔣政治操作上縝密無暇，使蔣介石、陳誠「無話可說」，也使毛拯救之舉無效而讓杜束手就擒。杜案之後毛與小蔣徹底決裂。第三，所謂杜長城的貪污與用公務船走私黃金等事為灰色地帶（當時金防部司令胡璉也走私）。「杜擁有的船隻，係撤退時劫掠而來，為規避查緝以便有利走私，杜將船隻掛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名下，供杜個人走私之用，以此養活情報局與技術總隊。」杜的解釋則是「政府不支付經費，他靠個人努力仍然維持技術總隊一定的局面，以為反攻鋪路」。簡單地說走私所得是他用來維繫超編、經費不足的「封建」勢力，並非中飽私囊。此一作法乃是「便宜行事」，「若依此論罪，史實也無真相可言」。第四，綁架蔣經國一事未付諸實行，這一想法也受到毛的斥責，杜真正觸怒小蔣的原因是他公然反對小蔣所推行的政工制度，「將蔣派任的政治部主任劉仲榮趕出營區，自行在外租屋從事公務」，並非綁架。從這四點可以確認杜案的性質是總政治部與情報局之間的「內鬥」，而「貪污」只是小蔣整肅情治機關的藉口。

比較可惜的是作者對杜長城的生平敘述較簡略，根據維基百科，「杜長城（1914-?），綏遠包頭人，畢業於警校二期，陸軍大學，曾任保密局技術總隊總隊長。四平街保衛戰杜長城得了首功，少校隊長破格晉升三級成為國防部技術總隊少將總隊長。國軍撤離大陸之後，技術總隊設計出遇敵自動爆炸的多種海上詭雷，獲得參謀總長周至柔的賞識，進一步重用杜長城。」筆者參考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中有關杜長城的資料（典藏號：129-110000-1283），或許可以幫助大家更為認識此一「苦主」。在此一資料中收有一九五○年八月杜長城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七期所留下的結業成績登記表。上面註明當年三十三歲，以此推測杜可能是民國六年（1917）出生，而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被槍決，生卒應該是一九一七─一九五一，享年三十四歲。成績登記表對於杜長城分項的評語是：思想「忠黨愛國」、學識「學術基礎雖差，但富研究精神」、品行「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個性「豪放不羈，敢做敢為」、專長「富敵後工作及爆破工作經驗」。總評則為：「身體強壯，短小精幹，才志自雄，知人善任。敢做敢為，有冒險犯難精神。惟年青得志，需善為領導」。由此可以想像杜長城的個性與形象。

杜案之後毛人鳳幸運地未被牽連，然他對蔣經國勢力的進逼深感威脅，而有下一場的鬥爭。在第二、三章中，作者將全書焦點轉移到毛人鳳、蔣經國與CIA的關係，來凸顯情治機關如何依賴外援來內鬥。毛引進CIA來與蔣經國鬥爭而擴大勢力。這一部份在林孝庭書中也有簡略的描寫。一九五○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西方公司」統籌大陸東南沿海發動突襲行動的相關業務。此合作案最初由蔣經國與鄭介民攜手爭得主導權，然毛人鳳為首的保密局人馬，不願蔣、鄭兩人掌控此案，而拱手讓出美方龐大資源；毛為了反擊，私下說服宋美齡透過孔令侃向美方積極遊說，最後把蔣、鄭兩人排除在「西方公司」決策核心之外。一九五一年春，毛的親信阮清源（浙江嵊縣人，一九二九年在浙江警官學校畢業，為戴笠嫡系）接掌淡水訓練班後，要求小蔣於半日內撤出其在訓練班內的辦公室。小蔣為之氣結，「不發一語轉身離去，心中忿恨不平，難以自抑」（林孝庭，頁51）。

作者透過毛人鳳的親信阮清源（及另外兩位宣、朱先生）的口述，因而了解此事的來龍去脈。在這一回合的毛蔣鬥爭中，小蔣「縱有杜案加持，毛未必會屈居下風，毛除有宋美齡支持，真正關鍵是CIA不信任蔣經國」，因為小蔣與情治機關並無淵源，此時他有將無兵，且無實戰經驗，又有留學蘇俄的背景，自然得不到CIA的信任。另一方面毛與戴笠有深厚的淵源，掌握了當年敵後布建工作，以及情報分送、過濾的大權，因而能夠「攔胡」，重奪情治龍頭寶座。此一鬥爭時間長達五年，小蔣屈居下風，此乃蔣內心最深沉的隱痛。

張友驊透過阮清源的口述澄清了上述驅逐蔣經國的事情。此事其實不是阮自認獲得美國的支持，仗勢欺人而驅逐小蔣，而實際上是來自CIA顧問的指示，為了阻止蔣的政工勢力深入游擊隊。當時小蔣常常獨自開吉普車來視察，聽取黨組組長做簡報，並交辦事項，完全不把阮清源等放在眼裡。有一次小蔣來視察時被顧問發現，顧問對此大為不滿，下達通告：1. 即日起撤消蔣經國入營證件。2. 撤除蔣專屬辦公室。3. 非業務主官來營區應事先通知。4. 營區內不得召開黨組會議。5. 律定組織編制減少政工員額。阮得到指示之後上報毛人鳳，經毛核可，才驅逐小蔣。這樣看來，阮清源事件背後還是毛（及CIA）蔣對於情治單位掌控之爭。毛反對小蔣所主導的「政工制度」（包括政治教育），並企圖運用CIA力量將政工制度踢出游擊隊。

書中寫到一九五六年「迨毛人鳳去世，情報局勢力消退，CIA為找代理人，選擇與蔣經國合作，為蔣量身打造『野馬小組』［按：此為台美合作在塞班島培訓人才，收集大陸情報］培訓基幹班底，至此台灣情報交流與合作，邁向台灣少有的黃金時代。在CIA支持下，蔣經國成為情治龍頭，跨出穩健接班第一步」。一九六○年代初期，蔣經國在CIA協助下，派了自己人馬進駐國安局、情報局、調查局、總政治部、技術研究室等職位，完成情治王國的一統大業。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作者描寫蔣經國與CIA一方面合作，一面對抗的關係。CIA無疑願意協助蔣經國建立自己的情治班底，改造台灣情治系統；也願意大方地援助中華民國軍事物資，然而CIA「驕傲自大、氣焰囂張」，為掌握台北政情，蒐集國府高層互動情報，甚至公然從事情報蒐集的活動，如密詢證人、布線高層官員、掌握總統病歷等。例如他們對孫立人兵變疑案，劉自然五二四事件時的處理方式都是如此。這些機密情報甚至對小蔣十分不利。然而小蔣為了得到美方支持只得隱忍。這種狀況到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克萊恩來台出任CIA台北站長才逐漸改觀。在林孝庭的書中已經提到克萊恩與蔣經國為「摯友」。林孝庭說：克氏駐台四年期間與小蔣在公私領域都過從甚密，交情甚篤，兩人經常一起喝酒猜拳行令，結伴上山下海，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兩家也成為通家之好，克萊恩夫人甚至當起蔣經國的英文家教，可見彼此關係之密切。張友驊書則指出克萊恩對蔣經國「情報專業」學養有開啟之功。此時台美雙方從事陸海空各類型計畫，以及海外合作共計十六項，「令蔣經國眼界大開，終於理解情報專業的重要性」。克萊恩也多次告訴蔣，台灣對中國戰略情蒐只有兩個項目：一是徹底掌握中國戰略意圖以避險，一是觀察中國戰略能力以避戰。這些觀點對小蔣都很重要。

本書有關CIA與台灣的故事一直講到一九七○年代中期，「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馬康衛離台返美……所有情報合作計畫，隨馬康衛離去，畫下休止符」，「爾後美台之間，除少許情報交流外，美國已不需台灣情報供應。」作者的深刻感嘆是台灣安定地位需要美國支持才得以維繫。在此過程之中雙方的情報交換十分重要，然而如果台灣的情治單位無法獲得關鍵情資，最後必然成為「孤兒」與「棄兒」。

張友驊的這一本書是有關一九五○─七○年代台灣情治史的重要著作，清晰地揭示了半個多世紀之前台灣所經歷的一段曲折經歷。書中許多有趣的故事、秘辛不是我這一篇短文所能含括，必須要讀者自行細品。這一段歷史補足了一段非常關鍵的「失落的歷史環節」。

最後我想談談研究情治史的困難。由於情治系統風格具有很高的隱密性、情治人員行事守口如瓶、兼以內部鬥爭激烈出乎外界想像，許多事件只看文書檔案，根本搞不清楚內部運作。張友驊先生基於特殊的機遇，加上抽絲剝繭的功夫才能完成此一艱難的工作，提供了大致上輪廓清晰的歷史圖景。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這使我想起一段個人的經歷。家父早年投身軍旅，參與對日抗戰。一九五○年四月隨薛岳的部隊自海南島撤退來台，不久被調到大陳島工作。一九五五年才返台。一九六○年代初期他因為會講廣東話，被派至香港從事大陸情報蒐集的工作，六年之後才返台。這六年間我不曾見過父親一面，唯一的記憶是他從香港寄回家的安家費。我對他這一段經歷很感興趣，常常問他，他從不回答。他過世之前有好幾個月住在榮總養病，我幾乎每天去陪他。我又問他四十多年前在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事情，他只是淡淡地回答我，我們這一行的行規就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這是我對父親情報工作僅有的印象。父親過世也快二十年了。近年來隨著檔案的開放，我們終於比較了解這些情報員「刀口舔血、槍下求生」的日子。回顧那一個國共內鬥與國際冷戰的時代，我們一方面對於像杜長城等同夥在內鬥之中被犧牲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對許多守口如瓶、身繫牢獄甚至捐軀報國來保護台灣的無名英雄也應致上最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