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自由主義，實乃威權主義同路人，
雙重標準卻掩人耳目，瞞盡所有世人。
余家班的雙標人生：
•高唱自由主義，惡搞言論和新聞自由。
•抓抄打假標準不一
•近親繁殖的學術世襲制
學界巨擘余英時於一九五四年，以二十四歲英年站在香港發聲，挑戰中國學術大師郭沫若，指控郭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之後赴美留學成了美國漢學家。於一九七四年獲台北頒以院士榮銜，從此穿梭於太平洋東西兩岸，打著反共旗號，博取更大聲名。不久，他把中國傳統獨裁與反智論掛勾，獲《聯合報．副刊》刊載，台北層峰派人探尋，獨裁與反智究竟何所影射？答曰：北京政府。引得台北當局龍心大悅，下令兩大報予以重點栽培，遂捧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直到蔣經國一九八九年去世為止。
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約莫十三年時間，是余英時一生最巔峰時期，在政治／文化上皆備極榮寵且名利雙收。他批評北京政府，但所評內容，台北當局一樣不缺，但他雙標，故意視而不見。還收了蔣經國硬塞給他的一位職業學生康樂，身為康樂師尊的余英時，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却扮演簽名抗議的正派人士。余大師批郭沫若抄襲，他的座下門生卻出現抄襲者，或利用權勢庇護抄襲者，還鼓動抄襲者興訟，大師依舊護短縱容。
更有甚者，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如此荒腔走板，處處雙重標準，全然不見是非與公正，史界如何培育出大家？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2021）、以及《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2021）等。
自序：從雙鎗王八妹談起
序曲
上篇 台灣戰紀：對弈余大師，二○一○─二○一六
第一章 昔日芳菲韋伯心 棲蘭風雨師生情：余門師徒共打江山秘辛
第二章 余英時抓抄標竿不敵台灣知識仿冒文化慣習
第三章 台灣史界，勇於掙脫余英時禁制吧！
第四章 余英時打抄滅剽的正義終獲實現！
第五章 忍教師門名塗地 橫空冒出急先鋒
第六章 台灣余記自由主義可以休矣！有這款對權勢者俯首低眉的自由主義者
第七章 二○○○年何炳棣、余英時新鵝湖之會的啟示
第八章 偷惰治學之跡證
第九章 一位依賴型知識人的奇幻人生之旅
第十章 群魔嘉年華：從事後結局返視事件導火索和引爆初始狀態
下篇 解剖余家班
第一章 康樂（1950-2007）
一、從黨國之子到大師之徒
二、余英時不允出博論中譯版 堅主出之
第二章 黃進興（1950-）
一、貧乏的象徵資本
二、黃進興與余大師手中的院士排名序
第三章 王汎森（1958-）
一、「少年院士」發跡奇聞
二、一本思緒不清的思想史論文集
第四章 陳弱水（1956-）
一、二十六年前陳弱水阿諛臺灣史界話語
二、陳弱水溢美台灣史學班底的一份鐵證
第五章 林富士（1960-2021）
一、成名作：一篇冒充性別議題的無效研究
二、不誠無物：駁斥林富士堅稱沒抄
尾曲
從雙鎗王八妹談起
一
中國抗戰軍興，京滬一帶是中國第一戰區，出現了一位巾幗英雄，可以左右開弓、善使雙鎗，民間尊而名之：「雙鎗王八妹」。講到她，就會讓我連想到當代學界巨擘的余英時，同樣有項驚人絕藝，是明面上為自由主義，背地裡乃獨裁者同路人，這樣雙重標準卻掩人耳目，瞞盡所有世人。他於一九五四年以二十四歲英年站在香港發聲，挑戰中國學術大師郭沫若，指控後者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之後赴美留學成了美國漢學家。余英時於一九七四年獲台北頒以院士榮銜，從此穿梭於太平洋東西兩岸，打著反共旗號，博取更大聲名。由於是在境外向北京嗆聲，而且嗆得很大聲，北京不注意他也難。然則他因有美國居留身份，北京對他無可奈何。一九七五年，他把中國傳統獨裁與反智論掛勾，獲台灣兩大報媒之一的《聯合報．副刊》的刊載，台北層峰派人探尋，獨裁與反智究竟何所影射？答曰：北京政府。於是引得台北當局龍心大悅，下令兩大報（另一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予以重點栽培，遂捧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直到蔣獨裁於一九八八年去世為止。所以，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八年約莫十二年時間，是余英時一生最巔峰時期，上有兩大報媒老闆（全是國民黨中常委）的呵護和贊助，更有上書、甚至晉見層峰的尚方寶劍，備極榮寵且名利雙收。在此威權政治／文化語境下，余英時加大力度反共，肆意批評起北京當局來，更揚言中共不倒，絕不踏足大陸一步（事實上，他於一九七八年破例去過一次）。事實上，他所批評的，適好台北當局更是一樣不缺，但他雙標，故意視而不見。他像吃了搖頭丸，相信國民黨當局大外宣：「自由台灣」的政治神話！
二
那個年頭，兩大報副刊主編，即聯副的瘂弦和中時副的高信疆，都把余英時侍候得無以復加，開放版面，任由余大師肆意發表學術論文於其上，竟至犧牲一般讀者（按：無福消受大量引文言文的長篇大論）的閱讀權益，到匪夷所思地步，猶未已，余大師毫不自覺此舉傷害台灣藝文活動甚鉅！兩大報副刊是為時威權體制下小市民可以稍喘一口氣的精神放鬆場域，同時也是藝文化名篇爭妍鬥艷的文化舞台，是台灣文化生產的兩大重要基地平台。如此長期被余英時隨時獨佔，自是壓縮了一些台灣重要文化旗手表演的空間。他特權至此，還沾沾自喜，以為台灣沒有他，文化就窒息了。真是荒他大唐哩。余大師學北宋詞人柳永，說有他在處，便是中國文化。這就引喻為，中國國土毫無中國文化，只有他一人在海外足可代表中國文化。倘若仔細一瞧，他所說的中國文化，也不過不超過百人之譜的古代菁英名單，就憑這百人所思所行，便囊括中國全體上下五千年文化。余氏的一國文化定義，完全與同時代與他共呼吸西方文化史家不同。西方同行重視大眾文化多過菁英文化，除非不想研究文化，倘要，非重點探究下層文化不可，菁英文化已全交給思想史家和政治史家，以及藝術史家去特別處理了。所以，依世界標準，他只能就思想史這個狹隘角度看中國文化，可他以為他所看到的文化景致，便是中國文化的全體大貌。這是他治學落後處，然而他卻耽溺於這個不合現時的學術尺度，一直到死沒變分毫。他不曉得他獨得的舞台表演、之所以有粉絲掌聲，全是獨裁者令其文化官（兩大報媒老闆和副刊主編）賞賜的特權，而不是他本事通天，故爾受到倚重。迨獨裁者一死，環繞他周邊的文化舞台及附屬設施，全部走入歷史之後，余大師就不再有台灣文化舞台了。這時發生六四事件，余大師又在美國搶到一個小舞台，便是普林斯頓大學有份基金，交付他去資助出逃中國的文士。這時他搖身一變，變成六四遺孤、遺孽的最大文化／政治贊助者！有一群堅定反共人士圍繞其四周，成為他堅強的粉絲團。台北逐漸失去的粉絲團，立刻在海外補了回來。
三
再回到余大師風光十二年的台灣場合。他那時一回台灣，便固定住宿仁愛路與復興南路交口的福華飯店。余大師是夜貓子，往往在夜間於其寢室約見賓客。通常他的房間門口大排長龍，等著應大師接見、摸頭，甚或灌頂。這一場景與大師演講萬頭鑽動的場面，尉為台北當年的文化奇觀！我常戲稱余大師每二年必臨台說法，駐錫於浮華寺，故爾敬稱他為浮華大師，而不名。先須聲明，此浮華不是貶義，與魏晉黨爭時，當權派派對手一個醜名：「浮華之士」，自是不同。讀者千萬別誤會，浮華單純只是福華飯店的諧音罷了。而說駐錫，乃對大師敬仰。
明白了余大師陽為自由主義，陰為威權主義，乃其人格之一體兩面，一點都不矛盾。他心甘情願收了蔣經國硬塞給他的天兵學生康樂，好受他思想史調教。然康親炙大師六、七年，竟然讀不懂大師思想史論文，遑論返台後替獨裁者秉筆寫思想文告了。這點說評見本書下篇，此處不贅。康先生拜大師門下，在耶魯大學中平日偵察反對國民黨人士，並寫成報告，這是職業學生例行公事，不足為奇。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海外知識分子群集台灣駐美辦事處抗議，康先生堂而皇之在現場做記錄。大師其學生來路是獨裁者指派，而該生平日又熱心黨國公務，這對師徒應該是物以類聚。然而，北美教授名流簽名反對蔣經國捉捕反對人士，余大師在人前，又一副樂於簽名規勸蔣狀。反蔣眾人總以為余大師乃我同一掛，殊不知他內裡另有一套。於大師就像一位雙刀流的武士，沒有一位單手使刀名家可以打贏他的！當大師使出左手刀（暗箭是也）你就防不勝防，非敗不可。
余大師年輕時於海外嗆聲郭沫若，成名如此其易，又什麼代價都不用付，早已食髓知味。此外，他又深悉民國兩大師的章太炎、胡適如何暴享大名的密技，無他，在租界或海外搞政治或文學革命也。章氏於上海租界大罵滿清皇帝，引來後者到租界告章誹謗，章氏雖敗訴且坐監，卻一舉成名。胡適於海外唱導文學革命，引來國內保守派知識社群圍剿，胡氏不僅毫髮無損，抑且因此名滿天下，成為青年導師一直到死。這是後來余大師撰文揭發胡適暴享大名的秘密，與大師心有戚戚焉。余大師從中年起於海外反共至死，同氣相求者齊聚大師四周，這是大師堅強的追隨隊伍。大師從不寂寞，永遠身邊有人爭相服侍呢。
四
我這本書主要以二○一○至二○一六年與大師暗戰（他派出門生跟我打法律戰，我則另闢戰場，挑起針對他的學術戰）為經，以大師一生重大作為和收徒為緯，支撐起這本書的脊樑。在經的部分，有九文是根據當年刊在張友驊主持的《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五至十三期的「戰報」，加以改寫，只有第八章是之後寫的。這十章若在唐代，算是實錄，我今年改寫的，則應是史著了。在緯部分，五章中，每章各有兩節，共計十節，其中大部分是與大師暗戰時的戰報，如今加以增補改寫，益以新資料。其中所說內容有部分難免逸出二○一○至二○一六年這七年，這主要有以下政治／文化大事：
一、一九五四年，余大師撰文攻擊郭沫若。
二、一九七五年，康樂為蔣介石守喪，怒斥一位老美學生事件。
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國民黨於高雄鎮壓美麗島雜誌社及其群眾事件。
四、一九八○年三月蔣經國導演美麗島軍法大審事件。
五、一九八○─一九八一年，康樂以黨公款資助黃進興返台度假。
六、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王汎森違規以機車強渡關山，載余大師見蔣經國事件。
七、一九八二年，杜正勝組隊合寫《中國文化．社會篇》，交付聯經出版。
八、一九九四年，陳弱水在杜正勝推薦下，赴國科會報告台灣史界進步概況。
九、一九九五年，師弟陳弱水為師兄康樂出書寫書評的抬轎事件。
十、二○○三年，王汎森出版博士後十年第一本論文集。
十一、二○一四年，余大師派人與新高地文化社長張友驊議和破裂事件。
以上所列不過犖犖大端，有許多與日後發展相關前情，必須交代，否則讀者會一頭霧水。這之中，詳細請以本書內容為主。余大師闇黑另一面一向不為人知，他與其徒互動結果，他徒眾不疑有他，而洩大師行藏。這點特別有趣。這是史家治史太過倚仗私密文件，諸如日記、信件、或濫用檔案，難免為巨盜大憝所惑。本研究則指出師徒平日聚談意外洩密所及、以及徒弟神話乃師之類史料，才是破解歷史神秘人物的突破口。
五
在大師仙去月餘的此刻，返觀他一生作品，實在拿不出一部可與陳寅恪三部作品，諸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及《元白詩箋證稿》等，比觀的。這不能不說在近代中國現代史學運動中，他搆不到陳寅恪般有「典範轉移」意義的學術高度。別說比不上前輩陳寅恪了，連比他略長幾歲的蕭公權和何炳棣，隨便拿出他倆任一本專書，余英時都只能甘拜下風。余大師號稱專攻思想史。然而，哈佛大學同事中，有位叫斯圖亞特．休斯（H. Stuart Hughesm, 1916-1999），著有《意識與社會》（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1958），若取以加以比較，會發現余的作品差人遠甚，在厚度、廣度，以及深度上，都無法與休斯作品相比肩。休斯教授在一九七○年左右，還與余大師共同考龔忠武（1973-）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堂上，同過框。余大師竟不知人家做思想史的層級到達何種境界。余大師未免太自我感覺良好了。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九月三日
景美寓所
第一章 昔日芳菲韋伯心 棲蘭風雨師生情——余門師徒共打江山秘辛
一、台灣史學班底的本質
此處主要在討論新史學運動以來，史學班底的運作，如何仰賴對一個霸權機構的控制。該機構的內部運轉邏輯類似殖民主義性格，即有殖民主和被殖民者二重結構。殖民主出自反淘汰機制才是霸權機構的主人。代表人物個個都是夤緣悻進型的人物，真正有實力的學者中，多數不是被排擠淪為邊緣，就是早在求學過程中半途陣亡。本書此處討論的代表人物就是今天光環正盛、經營公共形像有術的王汎森先生。對於他如何發跡、如何做學問，以及如何附庸風雅而躋身兩岸名流圈，有詳細的介紹。
歷史上的亡國都是「朝中善類一空」的反淘汰結局，所以如何使人才出頭，必然是國家大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可受社會公評之事。三國蜀漢人才盡而國亡，可為殷鑒。
當學術不再是志業，則淪為權勢集團搶佔位置的緣飾，以及合理化不當利益的藉口。
二、以學者專業倫理看余大師擇徒軌迹
余英時大師擇徒之奇，創古今所未有。康樂之特立異行，以其於二○○七年業已身亡，自不消說他。陳弱水博論一出版，就被美國漢學家在書評裡指出，第一頁第一句連錯三個史實，二○一○年他以國科會學門召集人，兼任主辦人、球員，以及裁判三合一，將極為稀少可貴的研究傑出獎頒發給自己。林富士的表現已經筆者專文討論，其於普林斯頓博士生期間之作為，且死於二○二一年前多在休養，無何大作為，按下不表可也。余大師關門弟子陸揚以雲中上師的花名，於離開師門後，透過互聯網向大陸同行指導學問，儼然以海外大師自居，十餘年後竟遭美國大學解聘，大師心疼其徒，令其麾下弟子合力演出，王汎森更囑咐務必將其以副研究員受聘於史語所，不料於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史語所有識之士，以劉淑芬研究員為首，加以封殺。黃進興的指導教授不是余英時，而是哈佛的史華慈教授，但他情願做一個投余大師口味的博論，那就是清初一位三流理學家李紱的思想，結論甘充為印證余大師理學全盤看法的一個註腳。這樣赤裸裸不想青出於藍的姿態，被余大師認為是孺子可教。余大師如何拔擢王汎森之匪夷所思，只要聽我講解，自然會解除各位讀者心中疑惑。
史家從事的是一種專業化的工作，要求以理性思維，而非彈性道德、或和稀泥的人情，去處理自己的工作，以及處理社群的公共事務。專業化過程創造了工作文化的絕大部分，而工作文化是以法理權威為基礎，人情是不被考慮的，只有如此，專家才能勝任其職守。現代社會異於前近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專業人員以理性治事，擺脫人情關說，即令有情感生活，那也是理性般的的情感生活。專家的職場會有同事，但對待同事的情感面是更像理性面的，碰到公事，則須公私分明。譬如你跟某同事昨晚雖一起飲酒作樂，但第二天上班面對該同事的審稿或升遷問題時，若覺得他尚不及格，你的理性應提醒你該如何不讓他的稿件或人事案通過。以上就是韋伯（Max Weber）為我們所揭示的理性乃是專家公務生活的唯一最高準則。關於這方面的詮釋，我建議讀者閱讀英國社會學家大衛．英格利斯（David Inglis）的Cultural and Everyday Life（中譯本二○一○年出版）一書，便知梗概。
三、史語所的前近代性格無力處理抄襲弊案
台灣近六十年來處理抄襲問題、或是人才徵募問題，頗多嚴重違反現代社會所該信守的理性原則，都替代以前近代社會的行事風尚：人情關說與和稀泥。此舉明顯對瞧不起抄襲的專業人士造成相對的不公平，同時因庸才出頭的反淘汰機制大行其道，更反饋回來傷害到專業。如此惡性循環不已，這使史界權勢集團吃定我們國家和搞不清狀況的納稅人。
我曾在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五期揭發中研院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涉嫌抄襲李敖著作，詎料該期於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才上市，該研究所已在八月做成「沒抄襲」的處置。據查，該邱姓涉嫌人因獲任該所權力機構：「集刊編委員」的秘書一職，而該權力機構這屆頭頭就是王汎森先生，王另一身分是中研院副院長，但在史語所，他是邱姓涉嫌人的主官。主官要罩部屬是該所前近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項文化行動。王嚴令該所全力護邱乃事理之必然。接著九月底，另二位涉嫌人身分曝光後，所長黃進興對外揚言沒有抄襲情事。迨十月一日，揭弊者，即筆者，召開記者會，席間劉錚雲副所長代表史語所與會（邱姓涉嫌人電話央求盧氏許其助理旁聽記者會，獲得進場），他表示身為所務負責人必須保護所員。看來該所正副所長在情事不明情形下選擇包庇一途定矣。接著十月八日黃所長以其機關首長名義，利用中研院官網發布「澄清啟事」，表示涉案三人「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基此理由，該所堅持這三人不會抄襲。
四、黃所長：揭弊者即害群之馬！
倘依此邏輯，一九九四年該所資深研究員毛漢光同樣地也是「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而且成為院士候選人，正當院士選舉前夕爆發抄襲案件。何以當時該所並未做到保護所員呢？毛漢光與這三位所員所受權勢集團的「公評」是同一套標準、同一套行事邏輯下的產物。何以毛案和這三員案受到不同對待？這是值得我們今天省思的地方。是今天這三人的「背景」比當年毛氏的「背景」更加硬裡子嗎？還是有不可為外人道的原因？我們社會大眾亟欲知道。但無論如何，該所在處理涉嫌重大學術倫理違失案的事件上，既沒有法定程序（即韋伯所說的法理理性）、也沒有公開而透明的調查，更沒有調查報告公布等，應有程序正義之步驟，就憑行政裁量權片面宣布：「無罪開釋」、並「結案」。這真把前近代的人情文化（同事情、同夥愛）發揚到極致。讓懷抱理性的專家、讓信從法治的一般大眾看傻眼，以為活在偵騎四出的明朝社會呢？還有，黃所長明知盧建榮基於愛所、基於興利除弊之旨，於今年七月底即向他報告有抄襲情事，黃所長如今竟然在官網上痛批盧氏所為有害所譽。究竟是不除弊才害所譽，還是抄襲者所為才害所譽？黃所長及其一小撮權勢集團弄清楚了沒有？十一月十九日，盧氏向中研院政風處主任請教此事孰是孰非，蒙主任清楚告知，機關為嫌疑者背書為不妥，遑論利用官網公器私用云云。我們且拭目以待中研院內部監督機制有何作為，即知納稅人是否白養政風人員。
涉案三人皆是《新史學》社的常務社員，該社近二十年來乃稱霸台灣史壇、甚至人文／社會各學科所有學報總合的霸主。三人背景如此雄厚，反映的正是抄襲共犯結構的強大無比。這是九四年時毛漢光不具有的條件，難怪他會被打趴在地啊。
為此，筆者有必要為文揭露了《新史學》社內部的神秘面紗。同時有文繼續追踪報導、評論抄襲李敖著作的疑雲。
五、王汎森：當然用自家弟子 優於用師弟了
本書此處的主角是王汎森先生。筆者對於其圓融處事、面面俱到的行事風格，素所敬佩。這號人物的崛起江湖非常富戲劇性，他喜歡操弄權術，不免留下許多痕跡，讓筆者循線破案。他對待異議人士，兩岸兩套標準，出身號稱自由主義大師門下，卻著手干預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嘴巴講的和實際作的也是兩套標準。他為師門強迫史語所吃下被美國大學丟棄的師弟陸揚（結果不成功），但他賺得自己的碩士生，李仁淵，打敗十六位中外名校的博士，其中有哈佛和耶魯的博士。史語所寧要王汎森親自調教的碩士生。在此，十七位申請者中，有兩位在第一輪由所長黃進興所主持的學發會――人事提名的審議機構――就被刷掉，其中一位是哈佛博士宋家復，與會七位委員（包括黃進興在內）一致投七張否決票，相反地，王汎森碩士生李仁淵獲七張票。這樣令黃進興和王汎森龍心大悅的操盤手，不是別人，正是熱愛權勢、又是所長心靈導師的范毅軍（史丹佛大學博士，專攻清代市鎮研究）。李仁淵又在下一輪所務會議的投票活動中，打敗其餘十四位中外名校的博士，脫穎而出。我為李仁淵的超級優秀，大為贊歎。同時，我為史語所一股清流感到雀躍，各自義助我此一消息，特別是我的鄰友提供最翔實版。這裡還涉及當權二十年的集刊編委會頭頭邢義田與王汎森交換利益和交換權力的醜聞。反正他們是院士，高來高去，誰也管不得。
王汎森現象非孤立事件，是專業團體內摧毀專業的故事。這種故事讀起來令人怵目驚心。
六、活像武俠小說的老哏：江湖異人邂逅幸運少年
中研院史語所是個近親繁殖雙重結構體，一重是台大歷史系同學會，另一重是美國普林斯頓東亞所同學會。這雙重結構體的核心是余英時大師門下弟子群，而余門的核心人物是王汎森。余、王相識於一九八二年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主辦於宜蘭棲蘭山莊的「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會議。開會期間適逢安迪颱風襲擊北台灣，宜蘭對台北鐵公路交通悉數中斷。然而獨裁者蔣經國總統為了試測余英時大師的政治忠誠度，乃故意選擇風雨交加的時刻，電召余大師見面。（按：騐之日後，一說余見蔣之約會，早在颱風前就訂好了。請讀者參考）身為自由主義大師的余英時果然不負獨裁者的期待，竟能及時趕到總統府赴約。余大師究竟如何插翅有術、排除交通險阻安抵台北的呢？原來《中國時報．副刊》辦公室有一位資淺雜役王汎森，時為台大歷史所碩士生，表示願意出任艱鉅，他有一部摩托車，甘冒北宜公路沿線落石、塌方之險阻，也要載余大師完成面見蔣總統的使命。風雨見真情，余英時遂識拔王汎森於危難之中，事成之後，王汎森在余大師內心中份量之重，從此無與倫比。這個棲蘭奇遇記促成了王汎森日後進史語所、入讀普林斯頓東亞所、以及每天晨昏定省（透過電話、電腦）於余大師座前。當年一九八五年余英時為推薦王入史語所，還在致丁所長信上，謊稱他從不識王汎森云云。這已見拙作〈原來大師愛說謊〉一文中，不贅。余大師在王博士到手後十年內，也幫王在劍橋出版社出版其博論，成為角逐二○○四年院士選舉的入門票。
一九八二年的棲蘭奇遇傳奇，不免使人懷疑台灣自由主義者與獨裁者之間有暗盤交易，以及象徵人才徵募傾向人情而非理性的前近代性格。
余大師的泰山大人陳雪屏，於抗戰期間從事學界特工工作，民主同盟大將聞一多，遭迫害是其傑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轉進來台，陳雪屏曾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陳余翁婿之間呈現極權、特務政治和自由主義結合的混搭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正是蔣經國鐵腕治台期間，蔣與余大師的相知相惜，王汎森於一九八七年後負笈美國親炙於余大師膝前，多少有所與聞。從此，王汎森得到余門獨裁主義為裡、自由主義為表混搭風的嫡傳。他表裡互歧特有的行事風格也就益發精進。
另一位余門弟子黃進興，就不如王汎森貼近余大師，他於一九八三年返國後提倡的是韋伯現代社會的理性處世準則。沒想到在前近代社會文化醬缸的史語所浸泡過久，黃進興情願棄韋伯而就余大師。
一九八二年棲蘭山莊奇遇傳奇和史語所的前近代治事風格交乘之下，就此決定了史語所權勢集團處理內部抄襲疑雲的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