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失落的歷史環節
重新認識余英時的多面性
◆情報單位為何獵選二十五歲的余英時為高級臥底？
◆余英時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赴美的原因何在？
◆余英時成為海外黑名單第一人，禁錮長達十六年，蔣經國為何解除？
◆余英時的黨政背景之複雜，出人想像之外。
◆余英時如何寫〈反智論〉而一砲而紅？
余英時《回憶錄》寫香港篇幅幾近全書四分之一，絲毫不掩飾對香港「第三勢力」的溫情與諒解，卻對情治單位與他的接觸隻字不提。依據《回憶錄》中的斷點做歷史連結，可以發現許多駭人事實，本書即在找尋他「失落的歷史環節」，重新認識余英時。
新亞書院所有碩士班學生中，唯他列入黑名單，走不出香港，進不了台灣，去不了美國，最後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入美。他與情報單位之間的對弈，在學界極為罕見，難道沒有內情？況且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外交部長葉公超、國防部長俞大維，都是其父余協中、其師錢穆等人的朋友，卻幫不上忙，必然「事出有因」。余只說「文章賈禍」，理由似是而非。
當余踏上美國，情報單位密簽長達十六年的禁錮令，這段期間，余沒寫一個字論及國民黨與兩蔣，避開政治糾結。直到一九七一年，蔣經國主政才解除，為何選在這一年？因為費正清當時正在推動美中建交事務。余來台受到高度禮遇，透過余父舊識李煥牽線，認識了瘂弦、劉國瑞、王惕吾、余紀忠等人，甚至與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蔣緯國有往來。
禁制解除後，余的著作文章能廣為流傳，進而加封桂冠，使余獲選最年輕院士。若非當局釋出「善意」，余也無法在台灣找到盡情發揮的舞台。可惜他成名後「識人不明」，形成門閥勢力，作者點評：「只見其退，未見其進」。
◆這頁隱蔽的個人私密史，如今卻為張友驊給揭底，對於全面瞭解余英時這位名滿華文世界的名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盧建榮
張友驊
文化歷史系。曾任《民進周刊》副總編輯、《自立報系》記者、《首都早報》軍事版主編、國策中心研究員、《洛杉磯時報》特約撰述、報社主筆。著有《李登輝兵法》、《李登輝霸權危機》、《郝柏村強權興衰》、《花錢不花腦袋台灣三軍》、《尹清楓：陳水扁敢破尹案？》、《台灣三軍人物》、《刀鋒戰將胡璉：金門王與蔣介石恩怨》等十八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盧建榮導讀：余英時另類人生抉隱
自序：只見其退 未見其進──悼余英時先生「失落的歷史環節」
間諜篇
第一章 布建 護照 海外政治犯：
余英時、毛人鳳、蔣介石情報公案（一）
附件一：謝董回應：寫歷史戒之影射不能推論太過
附件二：再回應：歷史真相難尋，留下一分記錄而已！
第二章 間諜 留美 台灣禁錮令：
余英時、蔣介石、蔣經國情報公案（二）
第三章 探親 探路 遁逃解除危機：
余英時、李煥、蔣經國情報公案（三）
第四章 學者 榮寵 總統座上客：
余英時、費正清、蔣經國情報公案（四）
學術篇
第五章 〈反智論〉橫空出世 暴享大名：
許倬雲、陳啟天、余英時學術公案（一）
第六章 擁抱死材料 不管活史料：
余英時、陳寅恪、俞大維學術公案（二）
第七章 一代學閥風波不止 糾葛不斷：
余英時、張友驊、中研院學術公案（三）
附件一：一代學閥余英時（原文版附作者注）
附件二：余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
附件三：再論余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
附件四：余英時外科閹割術？
附件五：二論余英時的「外科閹割術」?!
結 論 間諜 學閥 失落歷史的回歸：
人間已無余英時
導讀：余英時另類人生抉隱
盧建榮
一
余英時一生經歷了國府統治（1930-1949）、國共內戰（1947-1949）、共產黨建政（1949-1950）、香港國府第三勢力的暗戰（1950-1955）、美國漢學界的求學（1955-1962）和工作（1962-1966）、美國三大名校的永久職業（1970-1998），以及介入台灣黨政關係和學術社群關係（1971-2021）。這裡面，有東方政治／學術的黑暗，以及西方文化霸權的榮光，所造成的政治／文化反差。再加上，余英時介入台灣政治／學術實際運作甚深，是位標準學官兩棲的人生，他卻標榜一己是獨立知識人，完全不欲人知他涉入黨政／學政甚深並在背後出謀畫策的另類人生。然而，余英時晚年所製作的《回憶錄》、《訪談錄》和《談話錄》所呈現的人生究竟就只有偉正光的一副面容，所有隱身闇黑權力集團身邊那些狗屁倒灶、以及一文不名時力抗強權的事，全被有意識地給掩蓋掉了。
這頁隱蔽的個人私密史，如今卻為張友驊給揭底，對於全面瞭解余英時這位名滿華文世界的名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
余英時成名太速並太早，拼命躋身列為門牆者如過江之鯽，但蒙其青睞者，畢竟只是少數，但比起一般教授，余英時門生到底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以及日本、北美，而且位居學術要津，這點是他再生產產能優於同輩同儕的地方，非常之特殊。但在台余門弟子五傑中，兩位短命而死，學術成績貧弱固無足論；其餘三位，余英時欽賜的博論題目，先後是清初理學家李紱、唐代柳宗元，以及民國傅斯年，均非有突破性貢獻的題目。這比起西方大師研究生選題差一大截，像哈佛大學社會系博士生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做的是十八世紀末法國旺代省反革命運動，畢業後沒幾年就正式出版，奠定了提利一生社會歷史學首席大師的地位；再如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孔飛力（Philip Kuhn）做的是晚清叛亂及其敵人，迨正式出版後即名震西方漢學界，並使孔飛力接棒費正清後長期坐鎮哈佛大學東亞系。以上兩本寫於上世紀六○年代的博論，至今仍熠熠生輝，反觀余門三大弟子博論於出版後迄今，幾乎沒引致西方學界的漣漪。提利和孔飛力皆受哈佛名師調教，余門三雄受大師余英時調教，但產生效益相比之下卻天壤之別！何以故？提利和孔飛力會自行選題，而且選有意義與貢獻廣大的艱深題目，相形之下，余門三雄選題都過小，且並未觸及所究時代的癢處，自難引起讀者共鳴。這樣說來，余大師的再生產產能，比起西方大師，諸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提利導師）和費正清（孔飛力導師），立即敗下陣來。摩爾和費正清生前便雄視西方學界，到其二代目，即提利和孔飛力，何嘗沒雄峙一方，垂四十年而未已？反觀余門三雄，迄今拿不出壓箱底工夫服人，有之，只有權位足以震懾後生晚輩與要賴以為生的追隨者罷了。
三
比較完余大師與名家的再生產產能，是比下有餘卻比上不足。再回到張友驊的余英時的另類人生書寫這件事來。余英時刻意隱藏的歷史，他不講，誰人能夠挖掘得出？從文獻上確實找不到關於余英時與黨政闇黑勢力勾搭的跡象，然則張友驊又是如何堪破此中玄機的呢？余英時不諱言他與黨政關係，但黨政特務機構載及余英時的形蹤。這就像黃宗智利用日本特務機關的材料去拼圖梁啟超在日形跡，而破解了梁氏在日的隱蔽行動一樣。台灣史學界對於台灣情治部門不公開蔣經國（八大情治系統頭領）資料，當然就掌握不了余英時與黨國眉來眼去的秘密關係。然而，張友驊在八○年代從事黨外運動，便與台灣情治部門有所交手，迨台灣政治鉅變之後，原本張友驊與情治部門的敵對關係，逐漸轉為朋友關係。在這種政治變天、原本敵對關係轉向可交往關係之後，張友驊有辦法套到情治機關的情報。這是張友驊可從監視余英時在台活動相關情資，藉以研判余英時與黨國曖昧關係的憑藉所在！所有坐在書齋做學問的史學家，沒有一人具有張友驊的本事，因而也只有張友驊可經由得之不易的材料，大體拼圖出余英時在台暗中活動的秘密所在。其次，張友驊與軍系將領來往，與台灣花瓶黨，諸如民社黨和青年黨，有所來往，並寫有人物專訪和經歷，使他獲得世人不知的余英時交往人際網絡，以及余英時治學不及的台灣軍界與學術界關係這一塊。這些都是台灣史界當權派，甚至余家班未知的領域，就算他們踏入，亦有所不能。這是張友驊從年輕時社會觸鬚廣，加上實務經驗豐富，足以打敗一眾書呆子做學問的憑藉所在。張友驊是沒有進入學術界工作，但他觀人知世的能耐是學術中人無人具備的。張友驊意外料理起余英時隱藏人生這個課題，他所做出的成果，就讓整個華文學界以及之外的受眾，瞠目結舌不已！亦即，張友驊在處理起人類隱藏的歷史這一文化區塊，學術社群中人只能甘拜下風、歎未曾有了。我對於張友驊意外踏足隱藏的歷史這一塊，驚喜不已，原因無他，他彌補了現役史家，包括余英時的門生故吏，想做也做不到的事。就像音樂奇才莫札特，由歷史心理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來做，以及由情感歷史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來做，味道判然殊異！當然，張友驊是雜家，他處理起心思格外複雜的人物如余英時，就不是哪一家可以應付得了的。張友驊自有他破解之道。
四
余英時即使在一九七四年榮獲院士殊榮，但他知名度僅在象牙塔內流傳，外間仍不知其為何人。直到他在一九七六年發表〈反智論與君尊位卑〉等三文，在《聯合報．副刊》上，這才聲明大噪，名震遐邇。這是一如胡適發表關於「文學八不主義」一文，用以進行白話文學革命，始聲震海內外華人圈者然，是暴享大名。
余英時憑發表極權者好搞愚民術三文這點，這在當時犯了台北的政治禁忌，特務聞風而至，準備逮人。據張友驊發現，是蔣經國阻止，余英時才未身繫囹圄。台北這邊沒發作，沒想到北京方面以為余英時在借古諷今，如此一來，余英時樂得生受，且以此譏諷北京。這其實無形中讓余英時賺到一個可與兩岸政權的高度，他的形象從此愈發巨大，不在話下。
余英時之所以賺得這文化巨星的名氣，據張友驊推源溯始，跟他採訪社民黨主席陳啟天、誤打誤撞，得知陳啟天應主編許倬雲之邀，投稿史語所《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被審查者余英時給予惡評、氣到不行。張友驊得此線索，當時一時難以消化，不疑有他。等到余英時聲名大噪，而所發表之文與他關心儒家無關，反而搞起法家研究來。而且，此後余英時再也不碰法家。這時張友驊才記起陳啟天跟他抱怨說：「余英時不理解法家。」張友驊立即把陳啟天這句話，跟余英時突然搞法家研究，聯繫起來看，並加以推敲，先後兩件事的因果關係。原來，余氏主張當掉陳啟天文，但主編許倬雲硬是予以刊登。依當時規則，投稿文與審查意見文一起刊登，但許倬雲改了這規則，只刊投文，未刊審查文。這點，使余英時不能接受許倬雲處置，且造成兩人心理有芥蒂。要之，張友驊就憑陳啟天沒頭沒腦丟給前者的一句話：「余英時不理解法家。」，展開調查，經過一番工夫，終於撥雲見霧，獲知余英時為要把當年許倬雲處理陳啟天稿件，所引發的不愉快，藉著超越陳啟天的研究，扳回顏面。這是余英時原先的動機和來源，是因一場審稿不被尊重的風波有所抗議而使然。但文章格局已突破法家思想研究的框框，在作中國君主專政乞援於法家思想資源的關係，這樣的文章一出，當然打動台灣數以百萬計讀者的內心。它所產生的效益已不僅僅是在處理余英時與許倬雲之間心結問題，而昇華到專制政治利用愚民術的倫理學層次問題去了。這震撼了七○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余英時初始或許只為一己的不愉快，想在學術上與老前輩陳啟天一較高下，但文章寫成之後早就超越這個私下的小格局，進入到當時台灣公共論壇的大格局去了。這讓余英時放下原先想法，把訴求對象放大到整個台灣政治／文化語境中去。這是張友驊提出余英時經過精心算計，才丟出三文、向台灣大報之一的《聯合報》投文這樣妙解。讀者如果好奇，請詳讀張友驊書，從中領略張氏抽絲剝繭的工夫。這裡恕我點到為止了。
五
張友驊筆下，一九五○年代，國民黨特工在香港監視第三勢力的活動，與青年余英時的關係，完整地呈現出來。這是余英時諱言的一段困頓人生經驗。余時為新亞書院的研究生，因窮困關係，在幫第三勢力雜誌做編輯和審稿的工作。國民黨特工不斷接觸余英時，想要吸收他做對第三勢力的臥底，但為余英時所峻拒。為此，余英時付出了得不到台灣發的護照和簽證的好處，他寧可被台灣情治機關列入黑名單，從此變成無國籍的難民。這對留學美國的余英時產生巨大困擾，只要美國查出余英時有任何政治不正確的舉動，余必被驅逐出境，倘若如此，其悲慘境遇不言可喻。但余英時撐過來了，而且一撐就是十六年之久，從一九五五年踏上美國國土，到一九七一年受台灣當局邀為座上客為止。這部分，是張友驊稱許的余英時，為了不當特務機關的爪牙，寧可自陷困頓，也不屈服於惡勢力這一志節。
其實，余英時治學格局的養成，奠基於這五年就讀香港新亞書院的一段時光，即便日後他留學美國，且後又留在美國工作至退休，基本上，余英時的史學造詣不脫這段香港碩士生的養成教育。他自己津津樂道在漢代史所下的工夫，幫助他發表兩篇關於東漢建國和亡國與士大夫關係的兩文，先後在他母校《新亞學報》上。（詳參《回憶錄》頁107-108、195）這兩文發表時間點分別落在他一九五六年（時為二十七歲）和一九五九年（時為三十歲）。這是余英時在美國博士生時期特別寫就的中文論文長篇，分別是六萬字和十萬字。這兩文成了台灣日後研究生教養時期必讀的兩文，影響台灣學界至為深遠。我是要到一九七四年才讀到這兩文，與此前一九七一年讀余英時以智識主義詮釋清代理學和樸學，同樣受到震撼。我之為張友驊書補充這點，主要在傳達香港養成教育之於余英時，一如張書所揭發的余英時早年奇節，都是余英時一生的亮點。
六
張友驊書最大貢獻之一，在於澄清余英時與台灣蔣經國政權的熟絡關係。這部分歷來對余英時與政治牽扯不清，莫衷一是。如今因張友驊書應可定案，而不用猜測紛紜了。張友驊指出，余英時與台灣當局聯繫的仲介，不是其岳父陳雪屏，而是蔣經國親信李煥！他同時揭發一段蔣介石父子與陳誠之間因政權繼承人誰屬的鬥爭密聞。在此，陳雪屏站隊到了陳誠一方，隨著陳誠突然病故，而被兩蔣父子頒令：「永不錄用」。
至於小蔣對余英時解禁，時間落在一九七一年，又與當時國際政治有關。當時正值台灣於聯合國席次，形將不保前夕，小蔣有意找人疏通與美國的中國通費正清之間關係，寄希望費正清能為台灣出力。這才看上余英時與費正清有師生之緣，這時余英時變成國民黨奇貨可居的對象。於是，一九七一年，余英時受邀成為台灣黨國的座上賓，安排他到台大歷史系、救國團所屬文教機構，還有軍事機構等三處，做演講。這是余英時第一次接觸台灣，同時也見到岳父陳雪屏（按：余英時在美國成婚，台灣當局不許陳雪屏赴美主持婚禮）。
可當余英時知曉了國民黨當局欲與他改善關係的條件，是要他對費正清做工夫，勸費協助台灣。余英時整個人又呆掉了。余英時此時又陷入他人生第三次危機（按：第一次家鄉有國民黨營長要追殺他，第二次是陷身國民黨在港特工要吸收他入夥）。好個余英時想到一招陳平奇計以資應付。他向哈佛大學請二年長假，去接受香港新亞書院院長的聘書。這樣，他逃掉對費正清做工夫的黨國任務。至於余英時兩年院長將新亞歸併到中文大學而得罪錢穆暨一眾師兄弟事，使他集尤叢謗，那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張友驊就加以省略了。
七
後來台灣在聯合國席位不保，國民黨支使余英時對費正清做工夫的任務，自然結束，只能自求多福，同時，對余英時也只能順勢繼續接納了。余英時新亞書院院長二年期滿，一頂學術桂冠──台灣院士──頒贈給他，這就奠定余英時在台灣長期政／學兩棲的雄固地位。余英時也意外取得號令台灣史界的尚方寶劍。同時，於一九七六年之後，余取得兩大報爭相邀稿的超級文化明星地位，余英時進入開宗立派的人生階段。余遊走於美國三大名校期間，布建了余家班，前後收了台灣五大門徒，北美和大陸的也有好幾位。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小蔣暴斃，才結束余英時在台熱絡的黨政關係。但余猶不死心，還想攀上李登輝的權力之路，而接受了李登輝國家統一委員會一席委員的官位。這是九○年代，余英時與台灣政界藕斷絲連的時期。相形之下，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大陸民運分子奔赴美國聚集在余英時四周，從此，余英時在美國並不寂寞。
八
余英時與台灣黨政關係最戲劇高潮的一幕，便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安迪颱風肆虐北台灣那天，在宜蘭開會的余英時急著回台北見蔣經國，卻插翅難飛回台北。處在因焦慮瀕臨精神崩潰邊緣的余英時，因一位摩托騎士的出現，救他出險、且安全返北如約見到小蔣。這段神奇經歷經盧建榮於二○一一年揭發，從此這位摩托騎士王汎森逢人便闢謠一番，好不辛苦。究竟余英時是否死都要穿越險阻重重的北宜公路、非見蔣一面不可，以及不虞王汎森有因不測而陪死的風險都顧不得了？究竟有否其事？
據張友驊查證資料，確有其事，只是糾正盧建榮說小蔣利用颱風天召見余英時，是不正確的。蔣余會面是颱風前已約定的事，而且不是單獨見余一人。這事錯怪小蔣多年，如今真相大白。但王汎森載余英時返北這老少兩人的不畏死勇氣固然可佩，但不顧公共安全，以及即使爽約按說小蔣也不至不盡人情之甚，但余英時優先所想全不在這兩點，這就有點不顧物議了。
更詭異的是，王汎森於一九八五年十月於赴台大黃俊傑教授開會之邀途中，親口告訴盧建榮用機車載余英時見蔣之事，到二○○二年時報出版公司於宜蘭會議二十年後出紀念集時，余英時和王汎森一致隱匿起機車雙載見蔣的事。這是前後不一致。迨二○一一年，盧建榮首揭此秘辛，王汎森從此急猴猴否認不迭，不時在課堂，甚至撰文忙於闢謠之不迭。
今天張友驊書根據資料把蔣約余事，源源本本揭露，余英時突遭颱風為免誤見蔣之約會，斷然採取機車行險見蔣事，的確是個意外插曲，非小蔣有意刁難，而是余英時反應過度，致貽伊戚。於小蔣死後，事後回想是否後悔？不得而知，但我撰文批余，研究朱熹，熟悉朱熹誡門人日常行事要時時「提撕警覺」，余英時為一己之私不考慮會拖累一條年輕生命陪他墜入懸崖之風險，這算是通透理學的大師宜有行徑嗎？以王汎森十餘年來不斷否認他用機車載過大師，可見他正深悉於台灣政治變天的三十二年間，他當年的「義行」，已變成大師的醜聞了。台灣政治變天，使許多人當年偉正光的形象為之破產以致難為情，余英時和王汎森當年所為，只是這一類事蹟的小焉者。相信多數年輕人會加以原諒，只要當事人誠實以對，莫再繼續說謊，去感動你的粉絲團，或縱容屬下製作黑函胡亂抹黑對手了。
九
張友驊書對破解余英時與黨國關係，從黑名單人物躍身為黨國智囊座上賓和文化明星，這種如實呈現歷史這點，貢獻之大，是所有余英時門生舊識所無法比肩的。甚至他對於余英時生前與學界最大論戰，即陳寅恪是否動念欲逃難至台灣，聚訟紛紜至今，莫衷一是。張友驊書一出，這個爭論可以休矣。歷史是研究人行為的結果，並予以解釋。陳寅恪並未來台，他是否動念赴台，說到底根本不是歷史議題。然而，長坐書齋的學者為了一己喜惡，或主張陳動過赴台念頭，或否。張友驊極其詳盡描述，與陳家最親的俞大維，如何親至陳家力勸，並動用公部門專留一架飛機特別載運陳家赴台，在廣州天河機場升火待發，直至共軍入廣州，才不得已空機飛台。當余英時與汪榮祖大動干戈爭辯不休的一九八五年前後，俞大維還健在！但爭辯雙方無人枉顧俞府問明事情原委，各自在書齋進行純瞎猜的比賽！非常之可笑。張友驊見過俞大維，也訪問過他，而且知道陳寅恪無意赴台的心曲。他看著一味蒐讀書面材料的學者，平白錯失一位活見證的活人，去問明底細，此一疑問立馬消解，何必為此生產出六萬多字的筆戰垃圾呢？
十
以上瑣瑣寫來，未知盡了一位身為導讀者的責任？我是從一九七一年在台師大圖書館讀了余英時用智識主義解釋清代理學，開始為之迷倒，一九七四年十月余英時在文化復興總會演講，到日後余英時一系列通俗演講，到史語所三、四場隨興演講，我都是趨之若鶩的座下客。更別說余大師每本書，每篇文章都第一時間搶讀唯恐落於人後。一九八三年我發表書評與余英時論學，未獲作者回應，先遭所長丁邦新怒斥。一九八四年我銜命去園山飯店面見余英時，時三大弟子，即康樂、黃進興，以及陳弱水均隨侍在余大師身側。我往謁余先生是史語所裡賦予我兩件使命，其中之一是安排我專訪余英時的時間，專訪稿要登在《漢學研究》一卷二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上。余是答應並敲明時日，然而，余犯重感冒，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事後回想起來，我未訪問成余大師，算是件好事，否則見面三分情，又寫有專訪稿發表，這下與余大師距離拉近，確實會妨害我在評論其言行時失去了應有的客觀視角與超然立場，難以盡情陳述。沒正式訪問成，未始不是天意。友驊兄及千千萬萬的讀者，你們以為呢？
是所至盼本書流通廣，以增進大家對余大師不欲人知一面的瞭解。
寫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寓所
只見其退 未見其進──悼余英時先生「失落的歷史環節」
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回想當年我與余大師英時先生，曾有數次交手經驗，蒙余高抬貴手，在查明事實真相後，刻意告誡門人弟子不多事、不解釋、不糾纏、不回應，將風波化解，彼此相安無事時間長達二十多年。然而在我支持盧建榮揭發史語所黑幕後，爭端再起。這次出手的是余先生門徒，除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還波及到幾位局外人，這些局外人與我素無往來，也不熟識，將他們扯進來，指控我是「文痞」，靠寫文章到處拿錢，或是收受某人好處辦刊物斂財。對於毫無來由的抹黑，初起不予理會，結果越傳越盛，不知情的朋友都來問我，「發生什麼事？」搞得我不勝其煩。
其中有件事觸怒到我的人格問題，某位關切此事長輩語態嚴厲的問我，王汎森等人說，「我拿汪榮祖的錢辦雜誌，還寫文章向汪所屬基金會請領稿費。」聽後我怒不可遏的向長輩解釋，「我保證絕無向汪榮祖拿一文錢，若有雜誌停辦！」長輩相信了，告辭而出。隔沒幾天錄影碰到李敖，見面就說「到底拿汪榮祖多少錢，怎麼外面在傳，你都不知道？」我耐心的向李敖說明「此乃無中生有的事，不屑解釋！」李敖從椅子上跳起來說，「你不澄清，我就認為你拿了！」錄影完回到家，我立即與盧建榮連絡，問盧「怎麼回事！」
盧說，許倬雲找汪榮祖談院士選舉問題。許告訴汪，史語所那批擁有院士頭銜的人向許反應，汪為膺選院士拿錢給某人辦雜誌攻擊史語所。故而汪想獲提名，一是不准張、盧等人寫文章攻擊史語所。一是停辦雜誌，不再發行銷售。聽後，我質問盧建榮，李敖怎麼知道。盧說，他去了解再回覆。
盧尚未回覆，我在台大碰到社會系教授鄭為元，他說，「你與歷史系教授黃俊傑合辦雜誌很轟動，要再接再厲，清除學渣。」我與黃教授合辦雜誌，簡直是胡扯。流言既出，是該表態時刻，因為對手緊咬不放，攻擊是唯一制止流言外傳不二法門。
坦白說，我與汪榮祖從不往來，知道汪還是透過李敖在書店引介，爾後偶遇也是點頭之交，絕無深談論及其他事務。至於台大教授黃俊傑，我根本不認識，一生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兩位不認識的名教授，我怎敢高攀，並收受他們的錢，合辦雜誌。類似這種低級流言或謠言，不止一人問過，連元史專家蕭啟慶院士、台大教授逯耀東都問過我，怎麼會選擇他們辦雜誌攻擊歷史學界。為正視聽，逼不得已，我只有出手將「冷案」新炒，重寫〈我與余大師英時先生學術公案〉，將當年寫〈一代學閥余英時〉內情和盤托出，目的是以戰逼和，勸余氏門徒適時收手，不要糾纏成仇。
無奈事與願違，謠言攻勢一再來襲，最荒唐的事莫過於王汎森說：我天天在打探他的消息。某天我同學兒子婚宴，巧遇中研院總辦事處朋友，他見我送禮金簽到後即行離去，追出來問我，為何來去匆匆，我答說趕錄影。他說，你為何要偵伺王副院長隱私？我說，老兄你看我忙到連晚飯都沒吃，哪有時間問候你們的王副院長。才一說完，我立即攔部計程車離去。車上我努力回想，什麼時候窺伺王汎森隱私？頓時想起王的弟弟（姑隱其名）。
王汎森疑神疑鬼
王的親弟過去是我同事，有次在書店巧遇，他突然說：「哥哥身體不太好！」對毫無來由的這句話，我答：「到了這種年紀要注意保養身體，勸你哥哥不要過度勞累，健康是自己的。」或許是廢話說多，當時不以為意，不料傳到王汎森耳中，這句話變成「罪證」。難怪碰到朋友吳氏兄弟等，每個人都問我，為何經常在問候王的隱私？為此事，我質問王的弟弟，「是不是我的關切，造成你哥哥的誤會，請他適可而止，不要放話，正面對戰。」王的弟弟聽後默然不語。從此，我砲火猛烈的反擊余門弟子的造謠，當然也涉及余的往事、往思。
這場攻防戰時間長達三年，或許是砲火反擊有效，謠言逐漸停歇，眼看可以罷戰止戰。不料又有事件發生，使我感到余門弟子沒有止戰的誠意。
此事源起於某位研究生（姑隱其名），藉討論「白色恐怖」事件為由，執意要拜訪我，當時我以事忙二字見覆，他一再要求，迫於無奈，雙方敲定時間地點見面。我清楚記得，當天電視台因故停電，錄影時間延後，下節目後，看手機有十多通未接電話，我回撥過去，表示歉意，時間已晚，可否改天再敘。然而在他懇求下，臨時更換地點，見面後針對主題，彼此交換意見。沒想到說到一半，外面突然走進三人到我們桌前，原來他們都是同學，碰巧聚首，於是併桌夜談。由於他們的加入，主題變更，改以討論我們出版的雜誌內容。由於我已完成〈余英時外科閹割術〉一文，他們即以余英時、許倬雲、王汎森、黃進興等史語所四大院士學風與表現優劣，請我點評。研究生畢竟是生手，應對技能稚嫩了點，我馬上聽出，「他們是來查探消息的尖兵」，為示大方，我拿出存於手機內的草稿，請他們閱覽，看完交換意見後即行散席。
沒想到事隔數日，我的朋友突然來電，問我該篇是否即將出刊。我回答「絕無此事」。因為學生被我看破手腳，臨時改換題目，留待適當時機出版。就我所知，雜誌出刊後，幾位研究生被某位院士罵得狗血淋頭。罵歸罵，氣歸氣，數年後研究生畢業，果真至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上班。
說這段與主題無關的插曲，只想證明一件事，余大師及其門人，徒孫眾多、資源寬廣，可以用許多方法打探訊息，犯不著教壞研究生以「抓耙子」方式去刺探軍機，而研究生也不必以卑微方式奉承於我，謀奪資訊取悅於老師。這種上下交相利的學風一旦養成，還能搞學術？乾脆去幹諜報員或臥底，反而能闖出一番天地。台灣歷史學風的敗壞，余氏門人要負絕對的責任。看幾位研究歷史學者，他們都是「抓耙子」出身，以此博得教授歡心，仕途青雲直上，再用過去老套招式，培植諂媚學生進階，在惡性循環與近親繁殖情勢下，能做學問的學者越來越少，馬屁型的研究員越來越多，這是余門墮落的開始，也是學界的不幸。
其實我也很佩服某位台大研究生，在一次校外演講座談會後，他當場質疑我，所寫有關余門師徒行徑是否為真？我答，是否為真，可向你的老師查證。他說，你記住，我會的。隔沒多久，彼此偶遇，他說，上課時帶我寫的文章去問老師，將畫線部分一一提問。老師居然說，造謠刊物，你也看。這些問題，根本無中生有，不要影響其他學生聽課。此事遂無下文，他的同學好意提醒，注意老師的神情。這段過程，該研究生完整的告訴我，心想「糟糕」。我婉勸他，可私下問，不可在課堂上公開質問，以免影響你的論文與學術前途。他很有自信的答覆，憑我優異成績，他們整不了我。數年後再見面，他告訴我一則驚人的事實，攻讀博士班前夕，受其他老師鼓勵，申請史語所職位，依據評比，入所應該沒有問題。結果史語所用技術阻擋方式，優先選取鄭雅如。理由是史語所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人員較缺，及兼做婦女史，經李貞德（現任史語所所長）推薦，選錄鄭雅如女士。相反的，他因組別額滿被刷下來，無緣進所任職。
博士班畢業後，他深知進史語所無望，退而求其次，轉申請其他院所，很奇怪都被以「技術阻檔」方式不予錄取。經二、三年的困頓，總算在一所不知名大學開授通識課程，形同終結個人的學術生涯。這位研究生從小到大均是「學霸」出身，讀書一帆風順，卻因問了「余門」問題，從此與研究單位絕緣，當了三年流浪博士，最終離開台北，落腳於中南部。再見面時，已無學霸的豪氣，令人唏噓不已。
台灣學界幫派化
台灣學界目前近親繁殖，幫派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已到圈校地步。所謂「圈校」，係指該研究生憑藉出版二本書，按理可至其他公立大學任職，然而，應徵數次都被「技術阻擋」，有位審核委員私下告訴他，「為何得罪巨室」？他才知道老師交代，「不能錄取」，否則，後果自負。這是他無法進入公立大學任教關鍵所在，至於私校，總算留條活路，經三年流浪被迫接受現實，屈身任教。他的境遇，說明「抓耙子」能進高級研究單位，完全是取媚於上，圈校就是余門拿手絕活，逼迫學生宣誓效忠，只要余門弟子在台掌權一天，反對派永無出頭之日，這位博士生的下場活生生展現在其他學生眼前，於此台灣歷史學界還有何指望。
我與余對戰，從不言私，只為公義。過去對余，我還有景仰之心，然經親身經歷的教訓，對余先生仍不失崇敬之意，這件事與「抓耙子」有關。
二○一九年台灣大選，國民黨內韓國瑜、郭台銘雙雄競爭，連搞幾個月，僵局還未落幕。某科技廠商請我演講分析選情，講畢散會時，謝姓董事長秘書突然請我至董事長辦公室一敘，順便用餐點。與謝董交談剛開始還算愉快，突然話峰一轉，與我談起余大師，顯然他是有備而來。謝董手指辦公桌後的書櫃，請我看最上面一排，都是余中、英、日文著作，我心想搞科技廠商怎會對余大師產生興趣，而著作蒐集的比我還完整。在未知來意前，我默不作聲。謝董請秘書到書架取來余《訪談錄》與《回憶錄》，向我述說余大師往事，爆出一則驚天大事，認為我可能對余大師有誤解，所以想聽聽我的見解。他自承個人與余不熟識，但他父親與余則有交手往來。所以他所說的事件，完全是父親的親身經歷，供我參考。
謝董家族是情報世家，個人生於香港，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奉命返台，約略簡述身世後，即轉入正題談余英時。謝董手指余兩部著作娓娓道來，說的是余香港歲月。重點如下：
1. 香港於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環境；2. 余紅色背景與來港；3. 第三勢力組織與余的關係；4. 情報單位「獵選」余為高級「臥底」過程；5. 余與情報單位交手過程；6. 以F、C君和余對比，談情報單位的布建；7. 台北當局為何不發入台證與護照給余；8. 余拿「無國籍人士」簽證赴美經過；9. 故事過程均出於謝父回憶，相關查證請我自行處理。
謝董說得最精彩部分，是情報單位如何「獵選」余為高級臥底，與台北當局為何不核發護照，使余成為「無國籍人士」，倉皇赴美。其實以余的出身分析，不該遭此待遇，兼以發生地在港英殖民地，國府鞭長莫及，還能整肅余英時。除非其中恩仇已深，否則國府為何不留情面的要致余於死地？
與謝董一席談話，告辭而出，返家後，立即搜尋關鍵詞，依序是王新衡、陳大慶、沈之岳、張炎元、謝奇、謝董之父的名諱，奇怪的是，張炎元以上都有大篇幅資料，唯獨謝奇與謝父毫無「音訊」，再查影星謝玲玲家庭背景，仍是「空白」。我回想，謝董曾說之所以知道我，乃是在電視上，講過情報局成立「訓練」殺手組織，進行暗殺任務，主其事者為影星謝玲玲之父，謝奇將軍。於是從「全能工作隊」、「九一工作隊」、「四一工作隊」、「九一二工作隊」、「九一三工作隊」，逐一檢索，仍然找不到謝奇資料。其中我注意到「全能工作隊」成立於一九六七年，該年是謝董與其父回台關鍵年代，我再檢索該年與謝有關的行事曆，還是一無所獲，最終被迫放棄。
逼於無奈，我以人找人方式，求助於「忠義同志會」。在某項資料中發現果真有謝奇與謝父的名諱，顯然確定「真實人士」，而非情報界經常使用的化名。而後我逐頁研讀余的《回憶錄》、《訪談錄》、《談話錄》，果不其然在《回憶錄》中找到許多有力線索。這段對余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余《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只說因文章賈禍，拿不到國府簽證。這則似是而非的「理由」，的確有趣。所謂「文章賈禍」，余絕非第一人，比余文章還激烈的人士，國府當局不但發給護照，還提供機票邀約來台。這說明，余的理由不具說服力。其次余文章賈禍年僅二十三至二十四歲之間，國府對「毛頭」小子痛下殺手，一定「事出有因」。我再尋思，以余的家世與師門都無法擺平此事，說明事態嚴重，恐非文章賈禍所能解釋，而是另有隱情。
余英時《回憶錄》有隱情
更奇怪的是，《回憶錄》明載，余文字禍不是第一次。在十三歲那年余寫文章（狀子）控訴杜營長種種罪行，因故被杜知悉差點遭法辦，經解釋風波平息。這則故事，余寫了二頁半（《回憶錄》，頁二十一至二十三），然對照文章賈禍，余僅用一頁半（頁一五六至一五七）。兩相比較，余顯然對文章賈禍有所隱晦，不敢秉筆直書。
為探究余文章賈禍的前因後果，我依據謝董提供訊息，逐一檢視賈禍過程，原來是余很有風骨的嚴拒誘惑，「不幹間諜，不作高級臥底」以此才開罪情報單位，甚至國府當局在核發護照事件上，強逼余就範，然余卻很有骨氣的選擇「無國籍人士」（難民）赴美，也不做情報單位的「抓耙子」，以致得罪情報單位。在「給臉不要臉」的衝撞下，余受盡委屈，即令蒙冤仍不妥協。這使我找到余「失落的歷史環節」，始下定決心寫余大師的故事。
余與情報單位的對弈，在學界極為罕見。尤其在香港，是國府當局管不到的地方，按理說情報單位「獵選」目標，不應放在一位研究生身上。然而由於余在政論刊物表現優異，兼以出身背景與師門傾向黨國體制，於是成為首選人物。再者余與第三勢力互動密切，而第三勢力又與反共、反蔣、反獨裁有關，後有CIA支持，令蔣介石坐立難安，導致第三勢力的情蒐資訊，為情報目標的首選。余無故捲入風波，與兩個「首選」有關。不料余卻推拒兩個「首選」，被視為「忠誠」有問題，導致年僅二十五歲的余英時，轉化為海外最年輕政治犯，被禁錮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有家歸不得、返鄉無路，應是余在美國心情寫照。
余在美國華裔教授群中，是少數不參與政治組織與社會運動的學者，許多人罵余是美國買辦，乃是不明余的政治處境。當年美國收容他，已言明在先，不得觸犯美國法律，否則一經驅逐，可說禍福難料。一九六○年代的政治情勢，余若被遣返，回台灣只有死路一條；回中國也是一條死路，兩邊都不會接納余。在此情勢下，余埋首書齋勤學治文，是余唯一選擇。直到余拿到哈佛碩博士學位轉至密西根大學任教，獲永久居留後，狀況解除。至於余之所以不罵美國，也有苦衷。畢竟余在走頭無路時，是美國給他一條生路，國共兩邊都迫害余，唯獨美國「放送」生機，使余功成名就。以此余對美國反而有股知恩再造的感情，怎麼可能罵美國。
余是眾多華裔教授中，經歷相當獨特的學者，也是余最不堪回首的香港歲月，政治風險使余飽嚐滅頂之禍，有口難言、有苦難說，若非謝董父親留下「回憶」，外人豈知余的苦痛。
余英時悍拒情報單位栽培、利誘，以今日眼光來看，僅是維持學人風骨，不足為奇。但就當時政治情勢分析，從一九五○年至七○年代之間，長達二十年歲月中，是兩岸黨國體制控制最嚴密時代。在台灣有「白色恐怖」等案件屢屢發生；在中國各項政治運動興起，乃致於文革事件，對知識分子造成嚴重傷害。學人不配合黨政體制的結局，命運都很悲慘。余能在悍拒情勢下，得以全身而退，付出的道德勇氣，及學術生命，代價不可謂不大。
是以余赴美至哈佛就讀，對余來說是生命的解脫。若余當年配合情報單位幹間諜或高級臥底，後來赴美深造，終其身可能無法擺脫情報單位的內控，極有可能成為學人中的「雙面諜」。此因台灣情報單位與美國CAI有長期合作關係，若情報單位有意透露余真實身分，CIA反過來也會吸收余，若余不同意，遣返作業旋即進行。這點余也許不會料想到，但從情報規律來看，機率很高。所幸余悍拒，沒有陷於情報漩渦中，終能掌握自己的學術生命。
余在哈佛，許多學者抨擊他死抱費正清、史華慈大腿，這是歷史事實，不容辯駁。但反過來說，為長期居留美國，余抱費史兩人大腿，當然有其政治考量。目的是避開政治風險，免受情報單位干擾。余有個人堅持，為避政治風險早已成驚弓之鳥。楊聯陞、洪業能保他平安嗎？楊、洪泥菩薩過江，至多給予余安慰而已。能保護余的，自然是美國學界紅人費正清與史華慈。何況費正清是美國「學霸級」大咖，又身負美中政策研究重任。余死抱費正清，說明余是投資眼光精準的學人，若非費正清，國府不會對余解除禁錮。如果沒有費正清，余不可能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可以這麼說，余的學術生命與榮耀，一半來自美國學霸費正清，殆無疑義。
蔣經國 余英時 誤會一場
與謝董談，他同意我的見解。因為從一九七○年代蔣經國主政後，蔣為爭取費正清，曾派員赴美，接觸余英時，想透過余的關係影響費正清。同時還表示「香港事件誤會一場，請余不要介意來台看看。」余欣然同意，從此余與台灣建立關係，費正清就是一座橋樑。
如果沒有謝董透露真實的訊息，許多人難免誤解余英時。余與蔣經國達成和解，當然不會重提過去的往事。畢竟，余留有一分情，國府欠余一個人情，彼此不說破，對余而言，振翅高飛時代來臨了。不要忘了，一九七八年余率團赴中國訪問，國府默不出聲，為余網開一面。相對於何炳棣等五院士「附匪聲明」，差一點被革除院士頭銜，兩者相比，余在天、何在地，難怪何會發出不平之鳴，何哪知一切肇因起於香港臥底事件，國府欠余人情怎麼還都還不了，這當然也養成余英時大師的霸氣。
余的霸氣展現在他最落魄時代的哈佛大學，當年余為教職轉換問題，十分煩惱。碰巧許倬雲為陳啟天（青年黨主席）一篇〈法家述要〉論文搞得焦頭爛額，迫不得已轉請余審查。余或許因失意，對〈法家述要〉的源流提出不少意見。惹得雙方非常不愉快，已到罷寫、罷登的地步，最終許倬雲讓步，捨棄審查意見，將文稿刊登。在事隔十多年後，我奉命採訪陳啟天先生，沒想到陳先生舊事重提，指余「不理解法家」，這句話令我感到震驚。為此我重讀〈法家述要〉，提筆寫下余英時、許倬雲、陳啟天學術公案，看看余先生霸氣如何震懾學界。
對余先生我一向都很景仰，尤其是余的著作，每本必買、必看、必讀。有一次偶翻《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看到余與馮依北、汪榮祖等人打筆戰，而多位學者站在余身邊一致附議余的說法，我感到很好奇。在重讀余馮汪等人文章，而後又看到王晴佳的大文及其他文章，心想歷史學者引述文檔，一定要非常注意，不得過度解釋。此時我再看陳小彭女士所著《也同歡樂也同悲》（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對陳寅恪來台與否問題有所討論。我猛然想起，曾訪問俞大維談陳寅恪問題。於此，我發現上述討論者各自徵引文書檔案，以證明自己論述為真。然而他們都忽略一位老者俞大維的存在。俞是陳的表弟兼妹夫，而俞夫人陳新午是陳寅恪親妹，夫婦二人攜同幼子方濟、小濟於兵慌馬亂，廣州撤守前夕，奔赴嶺南大學陳寅恪家中，盤桓七日苦勸陳寅恪來台，終至無功而返。為解決余汪馮王共寫六、七萬字互打筆戰，結果擺在眼前的活史料俞大維無人聞問，說明學者的偏執，反而誤導史料運用，於此我寫余英時、俞大維、陳寅恪學術公案，提醒學子看問題，不能擁抱死材料，忽略活史料，以免重蹈偏執覆轍。
學界有許多人士深感好奇的是余先生黨政關係，認為余的岳父陳雪屏曾是當朝權貴，為余建立不少黨政人脈關係。殊不知，陳雪屏關係僅止於陳誠，若非陳誠重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陳觀感甚惡，迨陳誠大去，蔣下手令對陳雪屏「永不敘用」，下台時連一官半職都不給，若非陳雪屏於搶救「學人計畫」，將錢思亮從北京危城救出，錢思亮出於報恩之意，將陳雪屏延聘為台大心理系創辦人，陳極有可能成為光棍學者，只能在家閒居，一位賦閒居家又是永不敘用的政壇過客，那有實力為余鋪陳黨政關係，是以余黨政關係建立，另有門路。至少余與蔣經國之間的合作，若靠陳雪屏早已決裂。於此余的黨政關係，應從李煥、余紀忠等人說起，才能求出真相。事實上，余黨政背景之複雜出人想像之外。為探求余的黨政關係，我嘗試從費正清角度切入，談余所擔負重任，再論及，余在台灣扮演的角色。
我說過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如果不是謝董提供寶貴訊息，我不會執筆為對手余大師翻案。因為從我二十一歲讀余兩部著作開始，始終景仰余的學識淵博，故而每當余有文章發表、新書出版，必買、必讀、必看。尤其是余寫「易代心史」，我都能領略余的感受。在二十七歲前，我是小余粉。二十七歲因寫〈一代學閥余英時〉，開罪余先生，日子愈來愈難過，此時發現余先生對異己言論，有股偏執心態，不容旁人戳穿余的「背景」。也許是太年輕，我不知余「背景」身後居然有那麼龐大勢力存在，幾次鬥下來，使我幾乎滅頂。還好我非學界中人，余門虎狼之士對我莫可奈何。然而與我接觸的學人，他們毫不留情的追殺，「心正存善」是學界的防線，余氏門人竟敢越界誅殺異己，連自己教導的學生都不放過，把歷史學界當幫派，余氏學風的存在，難道不能揭發？
余英時不幹臥底
余大師早年血性十足，寧做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我敬佩的是，不向惡勢力妥協的余大師，數十年後，余氏門閥反成學界惡勢力，這對余大師而言，究竟是嘲諷？反噬？還是無良？宿命？這則答案由學界自行判斷。我非學界中人，雖不便置喙，但聽多、看多，總該盡言責告知余大師，問題所在。於是接連寫下多篇文章，稟明余氏門人的惡形惡狀，望余多加管束。不料余非但不管束，反而使余氏門人攻擊力道越來越強烈，搞到干戈不止，動作不斷的地步。彼此糾纏的結果，徒增學界「笑談」話題。
原先我單純認為，余大師遠在美國，可能不知道余氏門人的惡形惡狀，於是託史語所某人將實情全部轉送余大師。該員不負所託，還親自赴美至普林斯頓大學余先生住所，與余面談。回台告訴我四件事：1. 余大師身體健康狀況非常不好，希望彼此攻擊適可而止。2. 余大師無意與我糾纏，何況與我不認識。所說、所寫，不值得回應。3. 余大師對某人造謠行徑深惡痛絕（暗指盧建榮？），對其所寫之事，絕不容忍。4. 余大師有心請我赴美之便，轉至普林斯頓大學聚聚，相關行程，朋友可以為我安排陪見事宜。
這位朋友，仍在史語所任職已近退休年齡，他所說的每句話，均出自余大師之口。我也告訴他，要見余先生，至少有三次機會直接與余面談。第一次趁院士會議之便，余來台陳昭南所長親邀我至飯店拜訪，訪問余先生。當時〈一代學閥余英時〉剛出刊不久，余認為我對他誤會，他願針對「不實」謠言做澄清。想想余敢接受黨外雜誌專訪，需要何種勇氣，在間諜機構環伺下，余的作為，何等氣魄。專訪余是誘惑，也可攀往記者高峰，結果我拒絕對余進行專訪。理由是「時機」不宜，待風波平息再說。
第二次是康樂與我聯繫，或許是在電視上表現尚可，被余大師看對眼，所以康樂邀約我，二人至福華飯店拜訪余先生，結果一句「可否帶錄音機」破局。沒想到隔沒多久康樂因心肌梗塞亡故，此事遂寢。不是我質疑康樂，而是我對余大師沒有信心。我對余大師有句評語「沒有容人之心，卻有容人之量」，徐復觀在《日記》中也有類似看法。
第三次繼康樂之後，中研院文哲所某位研究人員看到我連寫數篇文章批評余英時、許倬雲等人，他很好奇找我深談，說到文哲所某位女性研究員涉及抄襲，竟被轉介到高雄某國立大學任教，他用相當訝異的神情告訴我，「她是余的學生」，我說「這就是惡勢力」，「你還要引薦我專程拜訪余先生？」如此一來話題被迫結束，余大師也見不成。
其實要見余大師不難，只不過見面之後要談什麼話題，才是困擾彼此的關鍵。何況余是長者，又是我景仰的大師，二十一歲初讀余著作，二十七歲寫文章批評他，兩者反差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某位余門院士級弟子告訴學生，我是靠批余成名，是打余專門戶，手段惡劣，用心惡毒，居心不良，靠余吃飯。學生如實轉述欲看我反映，我淡然的說，「打門出山，轉換門庭，靠余賞飯，應該是余門弟子。」我解釋吃、賞之間的不同，打余吃飯自食其力並不丟臉，而靠余賞飯，是恩賜，哪有人格。
余英時好聽小話
或許是小話聽多了，我與余大師距離越來越遠，對余我仍保有景仰之心，尤其是年輕的余大師。與余之間的誤會、誤解，隨大師辭世應該做個總結。
我說過，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如果不是謝董告訴我余先生的新亞歲月，我不會回頭捧讀《訪談錄》、《回憶錄》、《談話錄》，余所面對驚心動魄的歷程。這是余有意「失落的歷史環節」，無意間我為余大師補上，從而探究余大師心路轉折。
由於學界不甚理解情報單位行事風格，對文書檔案解讀，往往搞不清楚內文所涉複雜的運作、推論，結論甫經刊出，必然會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要知道幹員作為，不能「口說為憑」，一定要做成書面報告，讓長官理解事態的輕重緩急，以此援引為決策之用。某位研究白色恐怖的學者曾因一則事件找我解讀，看他報告，我倒抽一口氣，他連情報派系都分不清楚，居然研究「閩案」，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膽無知。事實上，情報幹員受訓，第一關就是考驗文筆或及時記錄，若這關無法通過，必然與情報界絕緣。故而研究白色恐怖事件，不宜直接看文書檔案，應先大量閱讀幹員著作或回憶錄，知悉內情再折返分析文書檔案。我曾看過許多幹員文集與回憶錄，發現他們文筆之佳、敘事之實，比學者論文寫得還要好。尤其是記載人物特性，可謂一針見血。如與余大師交手的謝姓幹員，學歷僅止於高中程度，與余不能相比，但論及利誘、栽培攻防時，對余的評論卻是「一語中的」。說余「早慧、聰穎、擅言、硬槓、終成大器」。全部語彙僅一個字最為傳神，就是「終」字。一般人從早慧以下會寫「必成大器」。然而謝寫「終」，果然是余大師的性格。因為謝觀察到余大師擅於應對各項複雜問題，而不失格，再經劫難式折磨，終將成為人中龍鳳。這說明「終」、「必」之間的異同，是外界難以體會的。謝與余交手，所做報告雖不利於余，但對余一生景仰，延及兒孫，這也是謝董之所以買余大師專著研讀的關鍵所在。
談完余大師一生評價，回過頭來看余氏門人的未來，我將余評蔣經國「吾見其進，未見其退」這句話，改為「只見其退，未見其進」來做總結，望余門弟子多學余大師「新亞風骨」，重建余門學風。而非以余氏門閥自居攪亂學界，坐享余大師光環，敗壞學風。
張友驊序於二○二一年雙十前夕於台北秀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