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有盜臣，而無聚歛之臣」是傳統輕賤理財的文化論述，
當低稅理想遇上國家財政告急，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當「通才型官僚」碰上「財經專才官」，
大唐帝國財稅體系的糾葛，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自秦、漢以來就是通才型，直到唐代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而轉往局部專業進行。那些始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財經典籍，此時早已不管用，也因此產生創新空間，同時也遭遇「低稅理想」這種傳統文化價值的阻力。
低稅理想就像兩面刃，無限上綱的結果，固然可遏抑財經官橫徵暴斂式的胡作非為，但也可能使任何有創意的理財手段不得提出。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以此名義禁止開拓徵收商稅。
可是當國家遭逢戰爭、天災，或因皇家工程所導致的巨大人禍時，財經官或理財家總要從事一番彌補財政赤字或缺口的作為，這些作為會被士大夫集團的輿論視同干犯文化價值的財政手段，造成財經技術官僚終究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弄得內部烈火焚天，一百多年仍紛擾不定。皇權、官僚，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等因素盤根錯節，因而譜出了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型的出現，以及文化政治衝突這幕歷史大戲。
◎封面圖片：
「乾元重寶」，理財家第五琦賴以解決戰時財政的利器，想以低價換回開元通寶，形同政府運用財務槓桿大套民間財利。這種政府搶民間錢政策收到一時解決財務赤字的效益。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分裂的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等。
代自序：唯將剩勇追殘寇
簡體新修版序：中國現代新史學運動與閱讀大眾相見歡
自序：常態災難、非常支出與救災文化
序曲
第一部 河山破碎
第一章 春花三月．揚州
第二章 江湖永夜
第三章 清明霧重．埇橋
第四章 財經鐵三角
第五章 今月不同古時月
第二部 財經掛帥
第一章 文學退位
第二章 隱形對手
第三章 工具理性萬歲
第三部 政壇異種
第一章 頭號箭靶
第二章 戰時財政（上）
第三章 戰時財政（下）
第四章 臥底副手
第五章 方鎮進奉
第六章 出財入相
第七章 小號財官
第四部 非常支出
第一章 國防開銷
第二章 工程花費
第三章 協議雇工、和購物
第四章 籌措新方
第五章 新舊交替
第五部 財權誰屬
第一章 權在相府
第二章 戶部擴張
第三章 財長選任
尾聲
參考文獻
代自序：唯將剩勇追殘寇
一
我的職涯軌跡上，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做了一次大膽的戰略大轉進。那年夏天之前十二年，我從本科生，中經碩士生，到即將前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我定位自己投入魏晉南北朝思想史這個研究領域中。這表示我的專長領域有二，一是魏晉南北朝史這個斷代，二是思想史這個史學領域。此時，我的學術成果是專書三本，論文數篇。這時史語所是不興思想史這一套路數的，該機構主要做政治史，社會史是它剛起步新的學術工作領域，投身其間的還只是少數。我那時在思量，若搞思想史恐會與該所學風有所扞格，不利發展，改走政治／社會史路線，方是明智之舉。若然，還要拘泥在投身十年的魏晉南北朝史範圍嗎？想來往下做隋唐史，局面會比較寬闊。思慮至此，就要決定一個大題目來當攻克的目標。我那時想做的是唐朝官僚體系這個大題目。接下來便是蒐集資料，那無非是兩《唐書》和《全唐文》這三部大套書了。就這樣，從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短短二年中，完成三文，先後針對太常卿、少官員，戶部尚書、侍郎官員，以及理財與文化核心衝撞等三個題目，且一一予以發表。我這個行動立刻驚動我的同輩同事，以及所外唐史同行。要知我從魏晉斷代跨到隋唐斷代，這已是一大跨界，遑論從思想史改作政治／社會史，更是另一跨界。所中同仁中，有同年黃寬重（南宋史專業，台大歷史碩、博士）、還有大兩歲的何大安（語言學專業，台大中文碩、博士），都先後給我善意的警告。他們的好意，我很是心領，但他們不知我的學術野心，我又不能說破。當時大家都是助理研究員，但他倆眼前目標是趕緊拿到博士、便升成副研究員，我的則是發表一系列研究，刊在所內《集刊》上、以利升等。這筆帳屬於眼前生計，無關學術鴻圖遠謀。我的學術鴻圖是跨朝代研究、且跳脫斷代思維，這在當時講來太過驚世駭俗，只能待我日後達成目標後再明說了。中國史上許多跨代重大問題無由發掘，便與史家畫地自限、以耽溺斷代為已足，有絕大關係。跳脫斷代思維陷阱，何其重要！
二
我在所內討論會，報告我的第三文——即理財術與文化核心的衝突——時，我的唐史同行張榮芳（台大歷史碩士畢，東海大學歷史系講師）以行道先行者自許，公然向我叫板。他話中大意是說，他從事歷史七、八年，才發表關於唐國史館制碩論，外加論文二、三篇，而你短短兩年便刊文兩篇，現在還準備刊第三篇，無乃太超過乎？由於他不是針對論文內容發言，而是質疑我的治學態度。我就不加理會，冷冷地看著他，不發一語。之後，我唐史系列研究第三文刊出，其中有條註，談及杜佑出身，指出張榮芳的杜佑史學研究一文（按：發表於台大《史原》雜誌上），是抄鄭鶴聲文，且將鄭的錯解照樣給抄了。拙文刊出後，我還特別邀張某到我研究室小坐片刻，並給他看我寫他抄鄭文那條註文，請他指正。這回輪到張某無言以對。這應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他後來來所發表關於唐朝開始徵茶稅一文，我向主辦討論會的黃寬重指控，張某文乃抄大陸學者文。這引起軒然大波，但無疾而終，但至少張知東窗事發，就不敢發表了。張君在一九八七年發表唐京兆尹遷轉一文（按：由學生書局出版），升成副教授，再之後就停產至今，垂三十多年。
三
我的跨界之舉引起的業內漣漪大體如上，不詳遍舉。這是在說台灣史界保守的一個側面。我再回到我的系列研究事上。一九八四年我又完成另三文，次年刊登其中兩文在史語所集刊上。我還來不及處理第三文（即系列研究的第六文）便出國念書去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將之改寫、並投刊在台大《文史哲》學報上。我這個系研究花了三年（1981-1984）時光，算是告一段落。我的唐代官僚體系這個大題，原先規畫做學術官、財經官，以及司法官等三個區塊，分別就太常卿少，戶部正副首長，以及大理寺卿少等三類官進行試探的。其中，大理卿少一文很長，因出國也沒空去發表。回國後我發現，王吉林的一位碩士生以大理卿少寫成碩論。此君叫陳登武。我於八○年代發表的五文都送給王吉林，想來陳君從王氏處看到拙文吧。陳君之後向高明士拜碼頭，變成高門的侍從者之一，那是後話。要之，我一起手就處理了理財與文化衝突，司法如何不獨立，以及禮知識的建構與傳播等三重大問題。這在我同僚而言，是不可想像的事。後來司法這塊，我於二○○○至二○○二年，一連發表三，更在二○○四年給予改寫並出版《鐵面急先鋒》（台北：麥田）。
四
二○○九年，我將唐財經官五文改寫成專書：《聚斂的迷思》，交五南出版社出版。原以為我從魏晉跨足隋唐事就此結案。但竟然沒完，仍有後續。二○一二年夏秋之交，好友張仲民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任職）寄來由余欣主編的中古史研究系列六書，其中有仇鹿鳴：《魏晉之降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2012）一書。我稍事翻讀，驚為天人，始知後生可畏。二○一八年末我趁上海師範大學開會之便，請張仲民為我約見仇氏。這是我與仇先生訂交之始。二○一九年初，仇鹿鳴寄贈新著：《長安與河北之間》，我讀過一遍，確信是本重要著述，便寫一書評（刊於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三期二○一九年一月，頁159-163。）以酬雅意。仇鹿鳴此書，便是一次跨界演出。他已是魏晉政治／社會史陣地儼然一大家了，不以此為已足，約莫二○○八年之後轉換跑道降及隋唐史，才數年光景，便在唐史領域立下無數斬將搴旗之功。仇氏的職涯軌跡竟與我的暗合：從二、三十歲的魏晉政治／社會史的一位尖兵，成功轉型為隋唐政治／社會史名家！我暗中將仇先生許為跨界同道，並引以為樂。
五
二○○九年《聚斂的迷思》（台北：五南）出版後，因讀了英國大史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書，又對人類財政學知識有所擴充。我在寫《唐宋新聞傳播史》（新高地，2013），就引用到弗格森的看法。這三、四年我對《聚斂的迷思》增補出版事，益覺迫切。既然北京三聯出版計畫受阻，乃試圖改而在台出版。就在此時，天降神兵，虧得老友吳宏哲兄（屏榮食品公司董事長）仗義疏財，聞知上情，便贊助我出版以圓我夢，真是隆情高誼、古道熱腸啊！
六
北京三聯如何從中殺出呢？容我細說從頭。二○一五年，我赴天津開開會，會議中，侯杰兄引介下認識了北京三聯的主編張龍先生。在相談之下，敲定了《聚斂的迷思》等五部書，交由三聯出簡體字版。之後出版合約也簽了，預計二○一七年推出兩本，其中之一即《聚斂的迷思》，且通過審查，內容無失，惟書名必須改成：《唐代的財經官們》。原本張龍是備感挫折的，我還勸他說，審批可出版，已經贏了，就不必糾結書名。張龍聽了才釋懷。就在該年三月，張龍正準備開雕付印，竟傳來港台學者即使審查通過，也要重新送審。結果這一拖，三年就過去了，任憑書局如何催請審查單位盡快放行，就是遲遲沒回音。
七
此期間，北京史界流傳王汎森為阻我大陸出書，給我下套，因而被查禁的消息。這個消息最後也傳回了台灣，連旅台陸生都言之鑿鑿了。王汎森會這樣做嗎？我且替他辯護一番。沒錯，他為了我掀底中研院史語所三人抄李敖事，大動干戈，不惜出錢要邱仲麟（明史專家）、李建民（秦漢史專家）兩位細漢興訟告我誹謗。再如王汎森借審查教育部傑出獎案、選中文化大學文學院長林冠群授以五十萬大獎，用以收買林某發動其投票部隊將我逐出文大。這是他展開對我的絕戶之計，諸如用官司令我傾家蕩產、讓我沒了文大教職以致生活無著等。又如，王汎森威脅利誘時英出版社不要代為發行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這是封我嘴、消我音。以上我都可以理解不循正途，但王之奸謀終究未能得逞。
如今，王會用密告北京方式阻我在大陸出書嗎？我不信的理由有一點。他是研究清初文字獄的專家，深悉專制荼毒文化其為害之烈，是沒有人能原諒的犯行。他在所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台北：聯經，2013）中，在第四、第七、第八等三章，大談清初禁書，在第十二章，大談道咸以降禁書復出意義。可見他知曉禁書乃反文化惡行，禁書只能禁其一時無法持久。在這裡，王汎森會運用現行禁書機制，以形同告密形式間接做成禁書的目的嗎？這樣的反學術實踐之理，只會讓王汎森拿研究專制暴政作為增益其心術血滴子的樣態。我不信，他利令智昏到做出超出底線的事。
最近我合理懷疑王汎森更膽大到繼續實踐其罪及我妻孥的謀略，欲羅織拙荊公務員不法的罪名，動員中研院政風處調查。更在調查期間有《週刊王》（市面八卦雜誌之一）連登兩期在網路上，數落拙荊苛扣助理和公私不分兩條罪名。倘無中研院高層故意洩密給中時系統，《週刊王》如何取得中研院內部調查資訊？如所周知，其旗下《週刊王》是《中國時報》（按：下稱《中時》）的搖尾巴系統，而王汎森又是《中國時報》力捧的傑出員工，位居該報筆陣之一。王在二十幾歲時，在《中時》聽差辦事，他的同期如今貴為《中時》高層，常邀他主筆、評論五四運動、民國學術、教育等事，並出以做成「社論」刊出。所以，《中時》是王汎森手中的大殺器。他要污名化誰，一通電話搞定。就像他致電時英老闆吳某（按：與王汎森在《中時》共事過），切勿代為發行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者然。《週刊王》沒事、會出動政治組主任撰文欲置拙荊於死地，想來都與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七期專號：「中研院『毀』人不倦」，揭露王汎森乃阻擋拙荊升等的兩藏鏡人之一，脫不了關係。再加上，今年二月好友廖伯源去世，我特別揀出廖生前於一九九五年所撰揭發史語所黑暗的腐敗一文，刊在大陸「中古史研究」公眾號上。由事後可能王的嘍囉大跳其腳，跑去騷擾上述公眾號、要逼人下架廖文來看，這些打手所為不正曲折反映其主子王汎森氣急敗壞的「聖人氣象」嗎？更有趣的，從時間軸看，從拙編第二十七期揭密王汎森「奇」行，中經廖文刊載大陸公眾號，以迄四月初，《週刊王》連登兩期中研院還在內部調查、且不確定（按：之後證明為子虛烏有的假消息）的「不法案子」。這不正是王汎森最常慣用的手法：未審先判的大謀略嗎？
八
三聯要出我「唐代五部曲」事，我是到處宣揚，深恐王汎森不壞我好事。之後似乎應驗王煞不住出手的誘惑，他還是對我下套了。姑不論主管單位是否聽信有人密告我是「台獨」所以查禁我書，這後果是兩面刃。一方面我不能在大陸出書，只是少賺銀兩的枝微末節，另一方面，大陸出海外學者書，那是造福大陸讀者，使其可用廉價購得海外之書，如今此路竟為王汎森所阻嗎？若然，這不是大陸千千萬萬讀者的損失嗎！故爾大陸查禁我書，於我小損固有之，但對大陸讀者則大失其利，這才是外傳這件王密告之舉一事之大者啊。台灣影藝界出了黃安、為向北京表忠，密告台灣藝人使之喪失大陸舞台。如今出了位史界黃安，向北京告密說某人是「台獨」便阻其書在陸出版。這兩位黃安允文允諜，鬥爭手法高邁古今呀！黃安所為為自絕於鄉親，王汎森乃聰明人，諒他不致昏聵至此。
再說王汎森能在台灣隻手遮天阻我出書嗎？當然不能。我自費都可以了，遑論如今由吳董事長宏哲先生出面玉成我在台再版了。我誠心鼓勵王汎森你繼續跳腳，放膽玩密告、搞禁書啊。你有本事說動民進黨政府查禁我書，我這才佩服你呀。這位少年院士在台灣玩法弄權久矣，如今假定真有跨足大陸去殘害我在大陸的讀友，那可真敬佩他為害文化事業可做大了。倘如是，他老兄研究清代文字獄之餘，學以致用大搞乾隆帝禁書案，如今效起乾隆大玩特玩文字獄來還蠻帶勁的。拙荊多承教導，感激不盡。我們後會有期。
以上環繞在本書背後，相關的時代學風、學術生態環境上的欺良霸弱，以及學術自由與禁書、告密等事，應比本書內容還要精采，提供我寫本大書都不止。但序文是客，不能壓主，就此打住。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序 曲
帝制中國長達二千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系莫屬，即令晚清最後二十年有民間企業組織體紛紛崛起，以其規模甚小，仍不足以與官僚體系比肩。官僚體系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組織體制，這個體制是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家領袖的帝王。站在帝王立場，所有這些人主張「朕即國家」。站在文官這邊，一個國家超乎君王之上的想法仍對官僚群體有所影響，只是因個人差異而程度有別罷了。所以，帝王與官僚群體之間因為這點而存在矛盾。另外，中國的帝王行的是君主專制，理論上國家大政方針最後由他拍版定案，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即統稱的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歷代有不同官稱，在本書所處理的唐代中晚期叫做「翰林學士承旨」）來為他出主意，擬旨什麼的，如果這兩位左右手都束手乏策，那只得訴諸由百官參與的延議。總要拿出個辦法來而以皇帝名義頒令出去。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這就陷入皇權（君主專制是最大化的皇權）與官僚體系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未必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有時，皇帝也拿整個官僚體系沒轍。這種情形就是官僚體系的自主性已發揮到極致，連專制、獨裁的皇帝都莫可奈何。這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清乾隆時期的剪辮叫魂案上。此事已由美國名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Kuhn）予以敘寫，二十餘年來膾炙人口。讀者不妨參考，此處不贅。孔復禮研究的是中國官僚體系自主性這一面向。此處我要做的是中國官僚體系面臨質變的一面，以及此時它與皇權既聽從又暗槓的關係。
此處所說的官僚體系質變。我指的是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才型的，不料它運行到七二○到八四○年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向轉折。這是國家／君主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但終究專業性格還是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在歷經百年的實驗之後又淡出歷史舞台。在二千二百年的漫漫長夜中，財經技術官僚的出現只是短暫的微火螢光罷了。
帝制中國官僚體系的前身是戰國時代列國併爭時期所研發出的統治機構，這個前身就像電腦的程式、或是晶片的記憶體，主宰了爾後千年精怪的官僚體系組織。戰國的統治機構有當代名史家許倬雲的研究，早已大白於世。然而，唐代那群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又從何而來的呢？這又跟戰國時期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經驗有所關連。傳統中國式的財政學大體奠基於這個時期（從戰國到西漢），這由《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以及《鹽鐵論》這三個理財寶典文本所構築而成。這個累積到西元一世紀的財政學知識，到了八、九世紀之交的唐代還管用嗎？答案是，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既然有不管用的，因此就存在由得人們創新的空間。這樣看來，中國式的財政學發展到唐代碰到了一個可以產生升級版的機會。是對，也是不對。對的是，的確有所發展，或說有所發明。說它不對的是，新學會碰到阻力。這個阻力不是別的，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面，也有其消極面。在積極面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家，所以，一旦這類理財家現世，就注定是要被消滅的份。這是因為這管文化火炮守在那裡的緣故。所以，說這管文化火炮為社會安全閥並不為過。天下窮苦百姓虧得這管文化火炮的照拂使得免於大難，居功闕偉。但這管文化火炮卻有個缺點，這就講到它的消極面功能。這管火炮沒的四射的結果，不分青紅皂白，連可使中國財政學升級版的諸種措施都給扼殺了。提出好的、有創意的財政政策的理財家，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理財家一族去了。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家這個混世魔王為害社會沒有兩樣了。
通才型官僚體系竟然出現技術官僚，卻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系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出了財經技術官僚雛型出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現在開幕在即！筆者僅報幕如上，請列位看倌安心看戲。我走人囉。謝謝各位賞光。
第一章 春花三月．揚州
西元八○一年（貞元十七年），六十七歲的杜佑在完成他生平大著：《通典》之後若干時日，便打算獻給皇帝李适。這部大書將會是中國史上第一部通史性的文化史，涵蓋時間約三千年，從唐堯時代寫起，寫到他活的八世紀八○年代。這一天，杜佑端坐在辦公廳的桌案前，桌案上有個奏本平舖其上，只見杜佑舉筆沈思，奏本上仍然墨汁飽飽的第一行字是：「進通典表」。不久杜佑落筆不曾中斷，從表明著述目的是「將施有政，用乂邦家」，到結尾部分寫說：「固不足發揮大猷，但微臣竭愚盡慮」、「庶明鄙志所之」等語都紛紛出籠，一篇上皇帝李适的奏本就完成了。杜佑呼了一口氣才擱筆，並起身走到一落木箱子前面。這一落木箱子共有五十個之多，佔了大半個廳堂。杜佑用右手撫摸在他胸前的一只木箱，並將箱蓋掀起，裡面裝的正是他花費三十六載歲月心血的一部分，即《通典．食貨典》，共計一十二卷，是整部書的頭前部分，如此安排是基於他認為經濟是文化的基礎這一理念。再加上他的政治生涯多在財經官職的歷練，因而他對經濟有比常人更強烈的感受。他彷彿聞到當年他書寫此部分的墨香。
這時一陣橐橐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倏地就傳進廳堂，他知道那是他副手行軍司馬王鍔，要來處理搬運五十箱書的事。他一思及此，便轉身返視站在廳堂門邊的陳校尉，並對他說：
「如何？汴河水深夠這次航隊行動嗎？」
「稟報帥爺，泗州探子回報，今春雨水足，汴河可航行漕船。」陳校尉回答說。
唐代的節度使被下屬尊稱為連帥，這位校尉在口語上稱「帥爺」是當時官場習慣，毫不足奇。倒是杜佑，這裡需要介紹一下。杜佑這時正身任淮南節度使，並兼鹽鐵轉運使。這兩個使府都座落在揚州城的子城內。揚州別說是當時唐帝國最繁榮的商業城市，它更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商港，其地位有如今天美國的紐約。淮南府設在這裡，正見出它控遏著這個國際大商港。八世紀中的帝國經濟重心已隱然非淮南和江南這個長江三角洲莫屬，淮南府更身負保護帝國經濟重心的大責重任。再說鹽鐵轉運使府自從在內戰（755-763）設置以來，便掌控帝國一半的錢物。從此以後帝國的財政機構分化成，在都城長安的戶部、和在揚州城內揚子院的鹽鐵轉運使府。帝國中央稅收有九百五十萬貫錢由戶部負責徵收，九百萬貫錢由揚子院統籌包辦。戶部的錢來自徵收全國三百一十萬農戶所得，揚子院則因專賣鹽、鐵兩項重大民生物資而獲利。還有，揚子院握有運河航行和管理的職權，轄下有一支運輸船隊，負責督運江南物資前往關中的首都。每年長安需要糧食二百萬石，端賴揚子院船隊能忠實執行任務。其實揚子院用今天的話講，應該稱作經濟部．鹽鐵專賣總局和交通部這兩個部會的聯合辦公室，如此一來，戶部則單純就是財政部了。另外，淮南節度使府用今天話說應叫淮南軍管區，這類軍管區在內戰（755-763）結束後則有幾十個之多，遍布全國，軍管區的實力大、小不一，隨轄下人口和軍隊多寡而定。淮南府應是一級大軍管區，地位相當特殊。
杜佑五十三歲（787）來到揚州履任軍府和鹽鐵轉運使府這兩機構的主管，至今已快屆滿十四年，他這時並不知道他還有兩年光景才離職入調中央相職。至於方才陳校尉講的汴河水位，指的是汴州經宋州、宿州（按：這時尚不叫宿州），以迄泗州的一段運河，其水位受制於雨季和旱季，而有所深淺，當旱季之時是不利於運輸大宗物資和人員的。這是杜佑要問明此番航程的遲速決定於汴河水位之淺深也。
「那就叫人把書運走，不得有誤。」杜佑下令說。
「屬下聽令，必不負所託。」陳校尉躬身回答畢，並轉身欲走。
「慢著，」杜佑說：「船貨大約幾時可抵京師？」
陳校尉思索一下回答說：「若沿途氣候不變，按理四旬可抵京師。」四旬是四十天，從揚州至京師花費四十天，算是快的。
杜佑頷首，示意陳校尉自行其是，莫要管他是否在現場觀看。
不久五十只書箱全裝上牛車之後，杜佑著人備轎要親眼目睹《通典》套書裝船的過程。杜佑原本不需如此，但感情上驅策他非如此做不可。運書的牛車緊隨在杜佑坐轎之後亦步亦趨，轎子之前有十數位衙役鳴鑼開道。牛車之後有一小隊侍衛親兵護衛。一行人就從揚州城內的子城直奔城外碼頭區。坐在轎中的杜佑不時摩挲手邊的《通典．食貨典》，原來杜佑隨身攜一只書箱，正是裝納這十二卷的書箱。
這十二卷前十卷內容包括如下經濟內容：田制、賦稅、戶口、丁中、錢幣、漕運、鹽鐵，以及與造戶籍冊相關的地方基層組織，杜佑簡稱為「鄉黨」。第十一、十二兩卷則在講一些理財的非常手段，諸如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准（附均輸），以及輕重（按：即用貨幣手段操縱物價）。每一項目，他都從陶唐時代講起，講到他活的唐代。唐代部分多能講到玄宗朝，但有些部分講得更挨近當朝皇帝李适的建中年間（780-783）。這有如在講建中年間之前中國三千年經濟通史。這十二卷基本上是平舖直敘，間載抄錄典籍的一些重要發言，但有兩處以論的形式出現，一在卷七講完歷代丁中問題之後來個長篇大論，另一在卷十二講完歷代輕重術之後也來個長篇大論。這兩篇論文都有一個中心思想貫串其中，那就是低稅理想或低稅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