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無一男兒可比我

本書目的不在為武則天立傳，而在探討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古代社會裡，立志為帝的一位女性，如何攀上權力鼎峰的艱鉅過程。武則天傳多如牛毛，不需再由我製作一本。

一、下言噤令：不許孫子、孫女妄議我私生活

二○一九年三月初春，我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劉縉教授之邀，短暫做客、參加終南史學論壇，以及從事三場學術演講。此期間劉縉教授陪我遍遊武則天相關古蹟。第一站當然是乾陵，武則天葬地，親自地凝視「無字碑」，繼而是乾陵武則天博物館，那是在永泰公主墓旁，再有是乾縣的韓家堡北的懿德太子墓。我就在這些古蹟處所低徊久之，內心之激動，一時之間難以平復。

永泰公主（應稱郡主，死後多年才重新受封）死於長安元年（701，按：實為大足元年，該年十月始改年號為長安）秋九月壬申日，由武則天逼令自殺而死。致死原因很單純。武氏晚年寵幸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大權因而旁落在張家兄弟手中，自是引起武則天的李氏子孫、與自家姪兒、姪孫之忌恨。有一天，邵王（聖曆元年〔698〕受封）李重潤（死後多年受封懿德太子，且陪葬乾陵）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一起竊議張氏兄弟擅權之事。此事不知如何被張易之偵知，遂訴與武則天知。武則天大怒，逼令相關人等三人自殺。事情始末如此，惟記載上，當時人崔融、吳競、劉知幾的《武則天實錄》（按：下稱《實錄》，並省略吳競和劉知幾兩人）與五代時人劉昫《舊唐書．李重潤傳》，有些出入。這到了北宋，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時，以所撰《考異》重探其事，認為《實錄》比較可靠。

《實錄》和《舊唐書．李重潤傳》兩個載記差別，在於李家兄妹、妹婿三人究竟具體講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何事。《實錄》儘管已然失傳，但驗之《通鑑》文本，是說：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

但《舊唐書．李重潤傳》文本載云：

大足元年（701）（重潤）〔682-701〕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李仙蕙（685-701）、婿魏王武延基（武承嗣子）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

比較以上兩則官方記載知，關於張易之兄弟之醜事，《實錄》著重倚賴武后竊柄固權之舉，《舊唐書》則事涉宮闈之事。到底何種說辭較易牽動武則天殺機？筆者難以分辨。但司馬光比較傾向原始記錄的崔融等史官所為，也是有他根據的道理。畢竟《舊唐書》完成於九四五年，距武氏去世於神龍元年（705），已有二百四十年之久，不若崔融等史官寫於武氏辭世不久，此其一。第二，崔融等史官是活過武則天時代，是三位見證了武氏朝的目擊者，除非後代史官別有其他史料所據、而足以推翻崔融等史官的「實錄其事」，否則推翻信史所載，又太過草率了。

武則天為了男寵不惜殺害自己的孫子、孫女以及孫女婿。這不是武則天殺害自己家人的頭一遭，更早之前，為了政治目的，她先殺害了一位女兒，以及兩位兒子。所以，她的狠厲不是晚年才如此，終其一生無不如此，哪位家人擋了她的權路，她可是殺無赦的。親人比不上她的政治利益。她的孫子和孫女並未阻擋武則天權力之路（按：也阻擋不了），只不過議論武氏男寵擅權、或不當進出宮闈，便引起武氏殺機。可知武氏不容人議論其作為。這又比之欲阻其權路，更加越一級矣。武氏之處置非常之殘忍，直接命乃子太子李顯（按：為兒子邵王重潤和長女永泰郡主仙蕙之生父）親自處死一雙子女！這是何以李顯於神龍元年（705）即位後，立即晉封這雙子女分別為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並從事遷移兩人遺骸入葬乾陵的追尊措施，以為補償也。公主墳稱陵為史上頭一遭！此事極不尋常，也透露皇帝李顯對於一雙子女慘死事極之內咎不已也。

底下，我要回溯武氏如何在丈夫眼皮下大清家門，包括殺其長女、長子，以及次男事，以其涉及武氏奪權和固權之路也。

二、后冠之得始末：踏著女兒屍體唱戰歌

武則天殺其長女事，雖未見兩《唐書．則天皇后本紀》中，但到了北宋卻有兩載，一見於司馬光於《通鑑》再現其事，茲錄之於下：

后（指王皇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指武氏）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假定司馬光述武則天謀殺己女、卻栽贓皇后事，為抄錄崔融等《實錄》文字，則在司馬光稍前，宋祁製作《新唐書．則天武皇后》傳記文本時，我猜測同樣抄自崔融等所作《實錄》，惟文字大同小異，但文意一模一樣。宋祁的再現其事是如下這一版本：

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喜，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泣，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之意。

比較以上《通鑑》和《新唐書》兩文本的文句，有兩項值得注意：其一，同一物件，或書「被」，或書「衾」，其實意同，但用字有別。其二，高宗在驚怒中發言，或短如：「后殺吾女！」，或長如：「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媢，今又爾邪！」。無論說辭長短，核心「后殺吾女」沒變，惟其中一文本多加高宗去算王皇后的前帳，說她與妃爭寵，今天則殺昭儀女。以上兩件說辭，都切合高宗之身份，以及他在冷不防下的第一時間反應。無論如何，都有可能出現以上兩種不同說法。更重要地，武則天佯裝功力一流，這一情節在兩文本中所述相同，惟用字有別。要之，宋祁和司馬光都不約而同採信《實錄》記載，只是兩人在轉述大意上有所詳略。亦即，宋馬並未百分百原文照抄，而是直承《實錄》大意，且略有改寫罷了。

既知以上我的論據，說司馬光握有不同記載版本，故爾可資考異，現在，我要補充前說，司馬光對同一件武氏殺女事件，所見分載於崔融等的《實錄》與宋祁《新唐書》列傳部分（按：不同於本紀寫法），是存在兩個不同版本，但大意相同，惟在兩小情節處略異。這無疑使司馬光想作《考異》以資比對，已無用武之地。

至於這位成為武則天（這時其夫婿高宗應以「媚娘」稱之吧）晉升為皇后之拋門磚的女嬰，到底誕生於何年月呢？史有闕文，不得而知。但今人汪籛研究認為，應在乃兄李弘之後、乃弟李賢之前。而李弘生於永徽四年（653）初，李賢生於永徽五年（654）末，這位武則天長女之生應介於其間。因此，我倘用西元標注，該女嬰應生於六五三年末、六五四年初之時吧。武則天謀殺女兒那一刻起，是她邁向權力鼎峰之路的第一步，爾後荊棘滿佈，但她再也沒有回頭路，從此與人權鬥至死方休。

武則天登上后位還需排除王皇后身後一群關隴集團大臣這一障碍，想一步登天，沒那麼容易。這過程花費了近一年。到永徽六年（655）冬十月，武氏才登上后位。但王皇后背後勢力仍踞高位，需要陰謀巧計一一拔除，到全部肅清，那已是顯慶四年（659）八月乙卯日的事了。這在《通鑑》記載得巨細靡遺，再加上今人汪籛以《通鑑》為主、再搭配其他記載加以交叉比對下，也整理得清清楚楚，筆者我就不用浪費筆墨做重複勞動了。

關於武氏殺女此一載記，這在北宋初王溥的《唐會要》是說：「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殺之。」之後，司馬光以採不利武則天觀點載其事。我猜測，司馬光多半轉引自崔融等史官的《則天實錄》而來。我的理由是，如果兩《唐書》載其事，又與《實錄》有歧出，溫公必以《考異》比對三書，而言明採用《實錄》之理由。誠如前述已及，這次，溫公於此無比勘不同史著文本之機會，故爾使《考異》無用武之地，明矣。現在，只剩下一個撰史義法的問題。亦即，劉知幾等三史官既不在事發現場，又問不到任何目擊證人，何以如此言之鑿鑿，鐵口直斷？竟說武氏女死不出自皇后，而是自為之，用以栽贓皇后，以遂其打倒政敵之目的。不論殺人動機，或是殺人過程，史筆所及一如史著文本作者親自目睹一般。於此，缺乏直接、間接證據之下，史官憑何斷言真兇乃武氏所為呢？這完全是推理之記載也。很簡單，比較殺人動機而言，被指為兇手之王皇后，實無殺人動機也。此其一。第二，這位死者（武氏長女）之死，事後獲益者為武氏，而受害鉅深者為王皇后，在此，幾可斷言，武氏比之王皇后更具真凶之可能性，大得無以復加。

此兩《唐書》作者以無十足證據下，因有疑義寧可不書。但後於兩《唐書》作者的司馬光，反而依據《實錄》直採其事。這完全以推理補史料缺乏之不足，無論是武氏死後不久便製作的《實錄》，或是武氏歿後逾三百五十餘年，始成書的《通鑑》，這兩位史著文本作者，都是在缺席審判武則天是殺女真凶！有無說服力？從證據角度言，難以成立，但從事後誰是最大政治獲利者角度言，直指乃武則天，是有相當說服力的！

這比之春秋晉國史官董狐，以國君死於某人臣之手，卻逕將凶手責任推在出亡、未越國境的大臣趙盾身上，理由是趙盾才是主謀，殺人者只是秉趙盾命遞凶器的附從罷了。所以，究竟誰殺晉侯，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雖辯解說，我人不在殺人現場，卻被董狐以「亡不越境」有嗾使手下殺人之嫌。趙盾為之語塞。這就變成爾後中國史官從事凶案書寫之無上義法。武則天於女兒之死事上又如何呢？第一，人就在殺人現場，第二，從事後發展看，佔盡政治利益，而王皇后因此案從失后位，到遭武氏處死，簡直大敗虧輸。王武之后位之爭，以武氏女死揭開序幕，王皇后因此案纏身而致百口莫辯，且身死敵手。武氏操作女兒之死的痕跡，益發明顯。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到可置親生子女於死地的作風，往後又有兩例，可見武氏殺親生子嗣之作風，乃系統性犯案，武氏女之死不是孤立事件！史官如劉知幾和司馬光益發有信心認定武氏便是殺女真凶。這比董狐益加發揚「秉筆直書」的精神！這裡面，董狐所冒被整肅風險最大，劉知幾次之，相形之下，異代之司馬光完全在安全條件下方便做足「秉筆直書」的史家工作呢。

以上史家面對政治凶案檢析犯案主從之義法，是一種秉筆直書的精神，同這種精神實踐於歷史書寫，於唐宋又有區分。在唐，史官照抄官書，而不易一字；在宋，史官可述大義並刪削文字。這種唐宋史學大變革，我不擬寫入本書，而附之於書末，權充附錄。請讀者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