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神話

 

    十九世紀的學者巴吉哈曾指出：「如果你沒有問起民族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會以為自己早就知道答案；但實際上我們的確很難解釋清楚到底民族是什麼，也很難給它一個簡單定義。」；相對於他同樣也說過的，「十九世紀乃是民族主義的時代」，各位應當可以瞭解到，所謂民族主義是多麼的重要，又多麼地令人困惑了吧。

 

    做為當前最受矚目的關鍵焦點之一，所謂「民族」或「族群」問題不僅涉及社會正義或資源分配等議題（少數族群經常受到忽略甚至歧視），甚至還因常引發內戰或國際戰爭，從而廣受關注。儘管如此，正如霍布斯邦所說的：「將人類劃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團，乃是所謂民族建立的必然過程；但弔詭的是，至今尚無一致通論或標準規範可用以判斷或區分何謂民族。」同樣的疑問也出現在賽頓華生口中，他認為自己被迫得到一個結論，也就是：根本沒有人能夠為所謂民族下一個「科學性定義」。正因這樣，嚴謹如安德森者，乾脆以「想像的共同體」來為這個朦朧不清的局面下個註腳。在他看來，所謂民族只是某些人為了某些目的（特別是政治目的）進行想像、塑造與動員的結果，因為即使是全世界最小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其大多數的同胞。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民族概念如何經不起學術考驗，其存在及擁有影響力依舊無可忽視。在此，我同意蓋爾納的看法，他認為民族主義乃是種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目的在提供執政者正當性來源）。這種看法一方面乃透過工具性角度來觀察民族主義的結果，也延續了十八世紀盧梭對於社會契約與國家形成的看法，更或許也不過是用以解釋人類選擇群居生活的思想加強版罷了。

    換言之，民族源自人類在優勝劣敗殘酷環境中的「自保」本能。由於無法完全克服生存挑戰，維繫群體內部的凝聚力當然有其必要。對此，人類首先發展出「區隔」與「封閉」概念，藉以形成我群（we group）意識，這也正是相關概念的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雖說從理論研究角度，多數學者都不認為民族是種嚴謹而具有說服力的說法。但事實是，至少目前世界上似乎多數人還是存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觀念，更何況還有一大堆政客從中推波助瀾。

    那麼，這些人心目中的「民族」到底是怎麼組成的呢？

    個人覺得孫中山歸納得還不錯，在此可當作一個代表性參考。他認為，所謂民族的組成來自客觀與主觀兩個層面的力量。在客觀（也就是自然力）方面，第一個要素是「血統」，也就是大家的身上都流著同一種基因的血液（這雖是目前看來最能讓人信服的一種論點，但從人類遷徙與混血的更長遠歷史發展說起來，真正「純淨」的血統根本不可能存在）；第二是「生活」，也就是大家都過著同樣的生活型態（這個說法幾乎沒有說服力，例如同樣過著游牧或以農耕為主的生活，其實族群差異大的不得了，再者也忽略了人群間彼此學習模仿的本能，例如像全球的西化運動）；第三是「語言」，也就是大家都採取同一種系統性方式來溝通（這看來有點道理，但若考慮到被認定為一個種族者經常還存在各種不同方言，或許多前殖民地被迫採用他國語言而幾乎忘了自己的母語，情況就不一樣了）；第四是「宗教」，也就是大家具有一致的信仰（且不論所有宗教都有普世主義特質，光是在多神論國家就行不通了）；最後是「風俗習慣」，也就是大家都秉持著類似的社會傳統（其實這種說法光是對漢人就說服不了，豈不見各省各地的差異都那麼大，即便是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的婚喪禮俗，也有著大同小異的特點）。

    從上面括號中的反面論點可以發現，其實當下所流行的一些民族主義看法都是經不起考驗的。最後，孫中山也只能進一步歸結出民族的主觀要素，此即「民族意識」，也就是說：大家到底是不是同一個民族，你認為是的話就是了。這就如同當下所謂的「美國人」概念一樣，其實他們的國民來自世界各地，但只要認同該國制度與社會規範，基本上就可以當個美國人。

 

    當然，若說民族不過是個「想像」的結果，顯然也未必符合事實。特別是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包括家庭與家族在內的「血統關係」，本來就是人際關係中很重要的一種互動模式。儘管從人類遷徙與混血的角度視之，真正純淨的血緣是不存在的（像日本或者韓國自稱幾乎存在百分之百的血緣純淨度，根本是誇大其詞），不過，考慮到多數人類所採取的定居性生活型態，至少可以這麼說，在某段特定期間的某一個特定範圍內，某一群人確實可能存在比起其他群體來得更類似些的特徵。但隨著時間拉長與地理範圍擴大，人群之間的差異自然也會變得愈來愈明顯。

    進一步來說，除了考慮血統關係與生活型態造成的結果外，我們同時必須瞭解「情感因素」對民族形成過程的影響，這也正是孫中山所謂的「民族意識」概念。因為人類不但跟其他物種一樣有著感情作用，甚至還因其思考與記憶能力更勝一籌，情感也愈發強烈與濃厚。更重要的是，如果這時還存在著外部威脅的話，經由血統、生活與情感等因素所消極累積起來的集體意識，便會逐漸升高為具有政治性與對外性兩種特質的民族主義想法。

    在多數例證當中，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相較於強者經常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四海一家學說與「普世主義」，民族主義若非是種弱者用來激發危機意識並進行自保的心理工具，至少反映出採取此種主義的社會正面臨來自外在環境的壓力。例如春秋初期由於受到蠻族入侵的威脅，因此有人便喊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在五胡亂華導致黃河流域普遍面臨游牧民族入侵壓力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說法也一度甚囂塵上，至於法國為因應大革命後各國可能聯合干預的局勢，也特別在「人權宣言」中聲稱「各民族均享有獨立主權」，並進而通過總動員法，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由此可見，只要受到外在環境明顯威脅，不管是否真屬於同一族類，團結一致對外都是人類「理性抉擇」下的必然結果。

 

    無論如何，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角色曖昧性。

    對此，各位只要注意「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差異性就可以了。相較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僅起源更早，訴諸的對象也更現實，亦即指一個國家裡頭的人民（事實上nation的詞源在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中，早期指的都是人民），這反映出在多數社會當中，人群來源本來就具有複雜性的本質。至於十九世紀所以被稱為「民族主義的時代」，或許不過暗示了愛國主義在這段期間被昇華到民族主義的發展。

    如同在前一個段落描述過的，為因應長期混戰的動盪局勢並保障自身生存，歐洲首先建立了現代國家的雛型，也就是調整政府、人民與領土等概念的定義，並發明所謂主權觀念。但這樣的努力顯然只著重在提昇統治者由上而下的控制效率，並設法規範國際關係而已。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新挑戰，人民能否由下而上全力配合政策便成為國家能不能應付競爭的關鍵。換句話說，人民的忠誠度愈高，國家的力量也就更強大。

    但是，到底該怎麼讓人民衷心配合國家政策呢？

    正如《孫子兵法》所講的「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政府與人民的互動關係也是如此，想讓人民不斷接受出錢出力的壓榨要求，當然可以使用強制手段，但如果能讓大家「心悅誠服」或「心甘情願」，豈不更可事半功倍？由此，民族主義便成為此刻歐洲政府用來催眠人民的重要心理工具。例如十九世紀密爾不僅強調「在同一個政府下效忠國家」的民族認同感，從而一方面開始將民族等同於國家與人民，也造就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自十九世紀風行至今的政治觀念，其最高理想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

    從歷史上看來，民族主義的國內效果（強化團結凝聚力）可說正反俱呈。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國與義大利這兩個分崩離析達數百年的「地區」，便藉由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塑造出新國家；再者，如果沒有民族情感的支撐，希特勒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帶領德國走出經濟恐慌的陰霾，甚至成為歐洲的軍事大國。在這些例證中，民族主義都成功扮演了精神上的凝聚工具。但是，同樣也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關係，在二次大戰後也因為掀起一股民族自決風潮而在世界各地引發動盪（例如由於猶太人強行建國而導致中東地區數十年來戰亂不斷），甚至出現「滅絕」（例如納粹份子屠殺猶太人）或「淨化」事件（例如一九九○年代塞爾維亞在前南斯拉夫境內推動的政策）。正因如此，許多學者悲觀地認為，民族主義仍將是二十一世紀全球最主要的紛爭來源。

 

    各位至此應該已經瞭解到，無論是選擇定居性生活型態、創造政治制度，甚至想像出民族概念，很明顯地，人類都不斷地發明各種集體性手段來強化自己的競爭力，以便在淘汰激烈的環境中倖存下來。儘管如此，強化適應力看來畢竟只是種增加反擊能量的消極做法，其實人類也經常使用積極的手段，正所謂「攻擊乃最佳的防禦」，博托爾便強調：「等待戰爭，乃人類社會生活的特性。」

    這是不是說人類有著侵略的天性呢？

    這個問題實在很難被客觀地回答。不過，歐洲既做為現代民族主義的發明者，在解決內部彼此競爭之餘，它們隨後所進行的全球擴張也讓人印象深刻。在此，我還是先以歐洲為例來說明。

    儘管部分歐洲國家自十六世紀起便不斷透過「殖民主義」形式向外擴張，但這個動作在十九世紀開始產生變化；由於新因素與新動力的注入，使歐洲擴張在性質上出現了不同於以往之處，其特徵一般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其成因則可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是國家競爭的激烈化。在英國率先透過工業化而締造經濟霸權後，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由於伴隨工業革命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本來就傾向直接訴諸人性的貪婪，因此所帶來的經濟組織重塑與技術革新也成為一條不斷加速的單行道，至於由此造成的大量生產過剩則成為危機意識的來源，從而導致各國將控制市場（保護本國與拓展殖民地）視為與生存休戚相關的事情。其次是民族主義的影響。在現代國家於十七世紀成形後，由於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激盪，加入新元素的「民族國家」更成為十九世紀的政治主流。第三則是相對於歐洲在最近數百年展現出來的活力，其他一些原先在物質與精神文明方面尚能與其抗衡的勢力（例如西亞的鄂圖曼帝國與東亞的中華帝國）卻面臨著王朝末日的挑戰，更遑論那些缺乏競爭力的地區（例如拉丁美洲與非洲，甚至大洋洲），於是就在這種明顯此消彼長的態勢下，後者紛紛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國主義的目標雖大體上是經濟性的，背景還是國家間競爭加劇的結果；更甚者，由於殖民地除了提供更廉價的原料與勞力之外，顯然沒有辦法消化掉生產過剩的工業品，於是競爭壓力又回到歐洲身上。這種態勢不但在第一次大戰後清晰可見（因此引發關稅壁壘與經濟大恐慌），同樣也反映在大戰之前歐洲各國進行軍備與同盟競賽的心理惡性循環中，甚至因戰後處理不當而又再度引發大戰。重點是：人們真的從兩次慘烈戰爭中學到教訓了嗎？從人類在戰後所設計並締造的一連串國際和平機制，以及各國在建立信心與軍備管制方面的努力看來，或許戰爭將不再是國家擴張的重要途徑。不過，從各國仍舊競相設法增加「競爭力」視之，或許人類還是不會放棄主動擴張，只不過換了個戰場而已。

    無論如何，此處更關切的問題是：民族主義的國際角色是否有了改變？民族國家是否還是當前最重要的政治單位？民族主義本身的未來又將如何發展？

 

    日裔學者大前研一認為，儘管封閉性國家模式的地盤觀念在今日依然常見，但在經濟疆界逐漸消失的世界裡，由於「4I」因素（產業、投資、個人與資訊）的作用，傳統民族國家已愈來愈失去其歷史意義，相較於在過去「重商主義」盛行時所扮演之強大的累積財富能量，民族國家在當前全球經濟結構中只淪為跑龍套的角色，甚至只是個極沒有效率的分配機器。這種論點有沒有問題呢？

    事實上，經濟觀點並不是目前威脅民族國家存在的唯一因素。從軍事層面來看，特別是相關科技（例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進步與擴散，顯然已直接威脅了國家的自保能力，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也由於無法完全防範不對稱戰爭而遭遇了恐怖攻擊；其次，從環境層面來看，則諸如雨林破壞、臭氧層破洞、酸雨和海洋污染等問題，看起來既都不可能針對哪個特定國家，也沒有任一國家可單獨解決或倖免；至於從文化層面來看，尤其因為媒體革命、網路全球化與新移民潮的影響，致使所謂全球化幾乎等同「西方化」或「美國化」，從而混淆甚或破壞了許多傳統的認同結構。

    綜合來說，由於網路世界崛起帶來的國界透明化（有人乾脆將它稱為是種無國界現象），以及人際經濟活動愈發複雜，從而導致劃地自限式的國家概念受到嚴重挑戰（甚至政府還經常被認為是發展的絆腳石），再加上軍事科技發展直接威脅到國家防衛其疆界的能力，以及經由環保議題擴散所帶來愈來愈普遍的「人類大家庭」概念與「文化全球化」現象，這些都不啻讓過去數百年來身為主流的民族國家形態，面臨著相當大的發展轉捩點。

    儘管如此，若說「民族國家即將就此劃上句點」，或許還言之過早了些。

    首先，由族群衝突導致的內戰（例如一九九○年代在南斯拉夫、衣索比亞、索馬利亞、烏干達、東帝汶，甚至俄羅斯境內車臣地區等地的衝突）與國際戰爭（特別是中東地區延燒不斷的以阿糾紛），顯然仍是後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國際焦點，更何況還有一群秉持「分離主義」的原住民運動在推波助瀾。其次，在國際經濟競爭因全球化影響而越發激烈的情況下，民族主義（包括狹義的種族動員或廣義的社群主義）依舊是許多國家用以凝聚內部向心力，以便迎接外在挑戰的重要心理工具。

    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一再強調的，人類所以是種「社會性動物」，乃因為理性地採取集體作為來捍衛生存的結果，換言之，如果威脅生存的環境壓力（特別是由於同類相殘所爆發的戰爭）沒有解除的話，就算我們不再使用「民族」這種不科學的名詞來凝聚大家，人類也必然會發明另一種新的集體概念來取代舊想法，結果只是換湯不換藥罷了。反過來說，正由於民族主義至少迄今還是一種蠻有用的動員工具，再加上人類數量已經多到幾乎無法避免因爭搶資源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具有濃厚排外性的民族主義或許仍將繼續流行一段時間。

    有人曾經開玩笑說，除非外星人來襲而造成地球人的集體意識，否則在人類間劃分你我他的區隔想法可能永遠沒有終止的一天。你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