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思想品德課，張老師說：
「你們這些人將來無非是社會主義的螺絲釘，哪裡需要就得往哪裡擰……」
我很是認真地想了一下，大夥兒都當螺絲釘，誰當螺絲刀呢？社會主義要一堆螺絲釘有什麼用……
難道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開一個社會主義的釘子鋪嗎？
我來學校接受教育，進校門好好一人，出校門反倒成為一螺絲釘，這上哪兒說理去啊？
可我發現好像其他同學對於成為螺絲釘這件事沒什麼異議，
感覺戴上紅領巾你我都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螺絲釘就螺絲釘唄……
一九九○年代是中國大陸社會體制轉型及國力崛起的起點，整個社會發展充滿了各式各樣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衝撞及調整。想了解當代中國的面貌，必然得深刻理解這段時間的發展演變。
這本小說藉由一位十歲女童的視角描繪了上世紀九○年代末處於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大陸，透過展現她的家庭及校園生活的點滴，用童真詼諧的口吻講述那個年代的美好與齷齪。其中也有她對填鴨洗腦式黨化教育的不滿，對同桌男生的懵懂情愫，還有她發現雙親實為「性少數」卻迫於社會壓力結婚時引發的思考等等。
相梓
一位中國獨立電影導演，代表作《再見 南屏晚鐘》，這部片子獲得了2019年的柏林國際影展獎勵酷兒電影的泰迪熊評委會特別獎，也曾在35個國家參加過影展，獲得過不同獎項與提名。
二○二○年七月末，巴塞隆那，我先生的電影處女作拍攝結束之後，我卸下製片人的角色，開始在街角的咖啡廳裡寫作《懸河瀉水》的初稿。
咖啡廳是一位溫州姑娘開的，寬敞明亮，一整片落地窗正對著十字路口，只可惜被四隻碩大的箱型垃圾桶擋住了部分視線，它們分別回收玻璃製品、塑料製品、各種紙類以及雜項垃圾。寫作間隙，一輛市政清潔卡車經過，車子伸出機械臂，舉起一個垃圾箱，將裡面所有的玻璃製品倒進卡車肚囊之中，一聲巨響傳來，像是滿天星辰破碎的聲音。那一刻，我驚覺，也許並不是我在創作，那些起承轉合無非是以我為器皿承載，再借我手書寫罷了。一種莫名的東西攫住了我，要我不得不寫，不得不這樣寫，受到天啓難道就是這種感覺嗎？文責自負，歸咎於老天爺就能免責嗎？莫要癡心妄想了。
生於一九八○年代末，我們這一代在童年便目睹了中國社會最深刻的變革。一九八○年代的純真與希望在一夕之間消失殆盡，巨大傷痛尚未療癒，僅僅以經濟發展為膏藥遮掩傷口勉強續命。刮骨療毒的勇氣不復存在，只能將燙手山芋以擊鼓傳花的方式留給後人解決。維持社會穩定的荒誕方法多種多樣，其中最多快好省的方式便是從孩童開始，壓制其獨立之精神，去除其自由之思想。更何況自開國以來，教育從來不是以愛為出發點的教育，失其根本，以致三光遮蔽，萬馬齊喑。
我想，這話我不說也會有人說，這書我不寫也會有人寫，時代的灰漸迷人眼，沒人能置身事外。偏偏正史總是宏大敘事航拍視角，個人史家族史乃至野史極有補充說明它的必要。小說虛構人物情節，不比史書之鑿鑿，但刻劃時代之功能不遜於史書，亦可豐澤史家乾癟之處。不樂讀史之人，讀小說也能窺得豹斑幾枚，若因此機緣能夠細探深究，不失為一樁美事。
童年的我讀書有個壞習慣，序和跋是從來不看的。但總編輯龐先生願意冒風險出版本書，我怎能拒絕寫序？畢竟作者們不能不便於寫在正文中的，常常夾雜在序跋之內。年幼無知時的習氣，還是速速改掉為宜。
說到這兒，我又覺得可能我寫小說就是為了寫序言，而我寫序言除了要告訴有緣讀到此書的朋友們我為什麼要寫這本小說之外，也想宣傳一下我那鮮有觀眾的電影《再見南屏晚鐘》，更要聲明我從未在網絡平台上開店販賣服裝。我的朋友曾問我是否在某寶某京上面以本名開店賣衛衣潮服，我聞言訝異當即否認，她用手機向我展示該網店之後，我才猛然意識到，父母給的好名字不能讓它閒著，要多加利用，才不辜負它所寄託的希望。
寫故事講故事是我的宿命，這就像是孫悟空頭頂的緊箍，成佛之時才能解脫。我想，我寫小說算是為了成佛為了解脫吧。
2
冰鎮西瓜涼白開，濃茶涼席電風扇，再加上范曉萱的歌「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龍，童年就永遠不會消失，愛是最美的擁有。」那個夏天與煩惱尚無半點關係，我每天看書發呆之後，腦子裡只有兩個東西：冰箱裡的健力寶和雪人。我媽每到夏天就會批發一箱雪糕，一般是半箱紫雪糕半箱雪人。紫雪糕是外面裹著巧克力脆皮的牛奶雪糕，雪人是戴著禮帽的雪人頭部形狀的香草巧克力雪糕。我偏愛雪人，因為紫雪糕上的巧克力脆皮對我來說有點兒發苦。家裡施行配給制，每天只能吃一根雪糕或者喝一罐健力寶，而且氣溫超過三十五度時才能喝健力寶。那些年，三伏天前爸媽單位都會發防暑費和幾斤綠豆。我媽隔三差五就熬綠豆湯給全家人喝，但是為了控制體重，她從來不放冰糖。那綠豆湯缺滋少味，我卻不得不在午飯和晚飯前都喝一碗。
小孩子的記憶和大人的記憶是幾乎沒有任何交集的。我們記得小浣熊乾脆麵裡的水滸卡，大人們記得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下海潮裡的弄潮兒發了財，其他人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奔怒海。我爸也在一個週末跟著幾個朋友上白洋澱書市進貨去了，準備在工作之餘擺地攤多賺一些家用。他想擺攤賣書，在他看來賣書比賣別的東西姿態高一些，就跟孔乙己偷書自覺要比偷別的東西雅致些一樣。武俠火金庸熱，但我爸進的都是古龍、梁羽生的書，我這樣講並不是因這二位寫得不好，好是好，就是不如金庸那麼暢銷。當然也夾雜著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十萬個為什麼》系列以及日本港臺漫畫等等。我當時認為他是別出心裁獨闢蹊徑，後來我才明白，別說金庸，連全庸的書都被搶得一乾二淨，太好面子不好意思加塞兒的他根本連金庸的書皮兒都沒摸到。他買了兩大箱的書，出了幾天攤兒之後發現並沒什麼人買，抱怨了幾句「做正版太難了，都愛買便宜盜版」、「怎麼都這麼不愛讀書啊，世風日下」之類的閒話之後，就乾脆不再出攤。不過書也沒浪費，因為眼科醫生的一席話，我每天半小時電視配額耗盡之後只能看書。兩大箱書，一個暑假就看完了。雖不敢說全看懂了，但是閱讀速度突飛猛進，語言面貌煥然一新。
九月一號開學，我有了一個因為腎炎休學六個月不得不留級的新同桌。為什麼老師非要把他安排跟我一桌，我並不清楚，難道是因為我心地純良學業優異，加上身為班長不會歧視蹲班生還能捎帶手幫幫他？我的前任同桌晉海龍黑著臉，拎著書包，極不情願地搬到我後面的座位。嗯，我特別理解他的心情，畢竟我也是梳著雙馬尾的可愛女同學嘛。
這位邱洋同學穿著一身簇新的球衣，自我介紹說是曲藝愛好者。巧了，我是戲曲愛好者。那個年代，除了跟著祖父母輩聽曲藝戲曲節目之外，小孩子都看《大風車》和《小神龍俱樂部》之類的兒童節目，電視臺也會播日本動畫片，課間休息時大夥兒沒事就愛紮堆兒交流情節分享觀後感什麼的。我因為眼睛不好，看一小會兒電視就淚流滿面，以至於常常看不到結尾，因此便落下了某種後遺症，那就是每當人們談起開放式結局的文藝作品時，我就會不禁聯想起那些年我沒看完的《美少女戰士》。
我問新同桌邱洋喜不喜歡看《美少女戰士》。他說喜歡。我問他喜歡哪一段，他說變身那段。我一愣，佩服他的直爽乾脆，感到自己仿佛已同他的靈魂握了手。
十歲的男生果然比九歲的男生成熟。我的前任同桌晉海龍只會揪我小辮兒，趁我站起來時撤我的椅子，往我後背上貼紙條什麼的，唯一的優點就是會唱邁克‧傑克遜的歌。晉海龍他爸是計程車司機，在一九九○年代，那是一個時髦高端的職業，他爸緊跟潮流，家中有國內外最流行的音樂磁帶，所以他每天搖頭晃腦唱的都是我們壓根兒聽不懂的英文歌，顯得特別不合群。因他特立獨行且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導致班主任李老師並不看重排名僅次於我的他，他也成天一副鬱鬱不得志的腔調。
「這是哪個球隊的隊服？」
「克羅埃西亞。你看後面印著十號，這是蘇克的號碼。你爸看球嗎？」
「不看。蘇克是誰？」
「達沃．蘇克，克羅埃西亞當家射手，他有一隻會拉小提琴的左腳。」
我雖然知道這話不過是形容蘇克球技高超，但聽罷腦海中還是不由得浮現出身殘志堅的青年用左腳拉小提琴的畫面。
暑假裡養成的看書成癮的毛病一時間難以改變。我仿佛不是在讀書，而是在吃書，幾天吃完一本，接下來就是纏著我媽給我買新的。哪兒有閒錢老買書去，我媽想出了她認為高明的主意，就是買小孩兒不容易看懂的書，總要時間長點兒才能看完吧。可我卻有同五柳先生一樣的毛病，所以古文《三國志》、《東周列國志》、《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那一類的也禁不住看，再要錢買書時，她就把我往新華書店轟。她說你去書店蹭書吧，不用買，你表姐在那裡上班，沒人說你。
在書店蹭書，一站就是兩三小時也不覺得累。確實沒人轟我走，整個書店清淨得很，一個不惹麻煩的小孩兒給書店添點兒人氣，他們沒什麼損失。我是沒趕上八十年代詩歌熱那會兒，人人愛看書愛讀詩，如今這書店連鬼影兒都少。我媽當時在備考成人大專，家裡放著一本大學語文，她還沒翻開過我就已經看完了。讀完了雜七雜八一堆書之後，自然覺得上學沒意思了。那時候大家都學習深圳精神，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回學校上課，老師講得我都會了，好好聽課就等於在浪費我的生命糟蹋我的金錢，這麼想想，上學實在是太虧得慌了。得益於邱洋的出現，閑來無事我們可以一起憑著記憶複述那幾年春節晚會的相聲小品段子，接接各科老師的下茬兒，學校才不至於太過無趣。
想必是下茬兒接多了，氣焰太過囂張，惹怒了老師們，有一次上思想品德課，張老師往我倆這個方向瞥了一眼之後說：「你們這些人將來無非是社會主義的螺絲釘，哪裡需要就得往哪裡擰。現在就得服從命令聽指揮，別老炸刺兒。」我很是認真地想了一下，大夥兒都當螺絲釘，誰當螺絲刀呢？社會主義要一堆螺絲釘有什麼用，那不是一團散沙嗎？難道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開一個社會主義的釘子鋪嗎？不對吧，怎麼著也得算是個龐大精密的機器吧，這機器萬一壞了就得有人維修吧。我來學校接受教育，進校門好好一人，出校門反倒成為一螺絲釘，這上哪兒說理去啊？將來我起碼得成為社會主義的修理工吧。可我發現好像其他同學對於成為螺絲釘這件事沒什麼異議，感覺戴上紅領巾你我都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螺絲釘就螺絲釘唄。我感覺這個事情怎麼想怎麼不靠譜，只是這話卻憋在肚子裡，不敢跟其他人說。
常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在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接見掏糞工人時傳祥的課文時，一件小事證明我的謹慎是必要的。李老師在上面講課，我盯著課文配圖裡笑容可掬的領袖嗤笑了一聲，邱洋敏銳地察覺到了我的異樣。他偏過頭來盯著我，眼睛裡含著憤怒與唾棄的光芒，仿佛在說偉大領袖接見全國勞模這樣嚴肅的事情你居然敢笑。他緊接著小聲指責我說：「你怎麼能看不起勞動人民呢？」我驚訝地看著他，「誰看不起勞動人民了？我是看不起偉大領袖。勞模此時難道不就是一個政治道具嘛，不就是領袖表演親民的背景板嘛？」
這樣說完當然痛快，然而實際上我並不敢如此理直氣壯。邱洋質問我之後，我怔怔地說：「你誤會了，我沒有看不起勞動人民。」「你就是，別狡辯了，沒看不起勞動人民你笑什麼？」我一時語塞，不敢把心裡話說出來。那一刻，我不能確定這個義正嚴辭的男孩到底還是不是之前那個喜歡看水兵月變身的足球和曲藝愛好者了。我沒想到同桌兩個多月，每天從上學聊到放學，他居然還不瞭解我。我隱約意識到我們並不是一路人，可我又不願意相信，因為我喜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