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美學的經濟力‧村落美學的文化性

以文化為論述基礎的公共藝術‧公共美學的文化性

種種定位不明的文化治理與藝術政策，似乎也讓「藝」與「文」兩者在政策宣導與教育下，失去在本質上的討論界線，但就另一面向而論，意涵著地方文史、表徵產業特色、推動協同參與及強調互動與親近度，也日漸累積出臺灣有異於其他國家的特色；這些特色雖難以聯結藝術層面的創作觀點來討論，但卻藉由日趨多元的參與對象之集體創意思考，而得以論述出以藝術推廣公共議題的多元性。當公共藝術的創作（設計）主題開始朝向以在地文史、產業特質、特殊事件紀念……等內容為基礎進行發展，藝術創作的過程，儼然成為了一種環境文本的閱讀方式；再由公共藝術擴張至廣域的美學行動，除了化為導讀文化的角色，同時也在不同的地方論述中，表徵、標示出另一種文化符號；隨著時間與型態的演繹過程，包含著「記憶」、「紀念」、「物用」、「經濟」等日趨多元的文化內容，不僅說明出在不同時期與地域中，逐漸由個別且單一的功能性，由彼此的接續、演繹乃至相互交織，更呈現出臺灣公共藝術文化的性格，逐漸累積與建構出自我的在地文化性。隨著人文發展，不同時期的呈現型態，雖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公共藝術之於環境的議題，或許在不同人的理解上，存在著（或不認同）多元的價值定位；但基本上均著重以人文脈絡為核心的思維，藉由不同的創意方式，強化著當代人文美學的特質，來形成對於地方文化的再詮釋。鄉鎮地區藉由人文議題的發酵，開始嘗試著藉由各式美學行動或環境裝置，作為行銷產業、熱絡住民情感、彰顯地方歷史與人文特色的重要對策，在其中被思考的，當然不僅是單一的地標指示功能或視覺感受，更在於建構出具集體「共營」性質的再生產機制，藉由一種具期限性、多點集聚的藝術物件，來闡述與具體呈現出一個城鄉或族群節慶文化的公共議題。

地方人文隨著時間與空間的演繹，由個別作品到整體城鄉美學觀點的公眾（社群）性藝術，更在種種地方風情與民俗人文觀點下，帶動出更大規模的集體價值；以具共享性的環境物件來論述公共藝術，更是一種長期累積下來的既定概念，這種生活經驗，也說明了藝術之於公共場域的構成，可以是一種文化閱讀或標示地方（產業、人文）的方式，但卻難以視覺物件去形成、轉換或改變對場域或族群間的認同。透過不同政策面向、不同專業族群提出的操作觀點，演繹出日趨多元的類型，活化了公眾空間的視覺感官；不同的操作經驗與創意的激發，也不斷嘗試著將社區人文、文化景點與住民特質，以藝術、文化兩者的觀點整合，彙整出整體的閱讀性；「地方觀點」的公共藝術概念，可以透過跨領域知識體系的整合，成為再創地方人文新觀點的智慧，也可能激發出文化旅行的意義，來強化出一處生活聚落的存在價值與閱讀性。

另一方面，就文化經營政策或研究領域的思考，總是不斷在面對與尋找存在於當代的價值定義與可能的呈現方式；而隨著公共藝術的多元論述、透過視覺的標示性來產生實質的推廣能量，以藝術的美學語彙來闡述文化資產之於地方的歷史意義、透過閒置空間活化改造為藝術生產基地……等保存議題上的策略運用亦越來越頻繁；藝術，似乎透過創新的經營觀念，而得以協助於文化閱讀性，也同時必須在文化觀光與消費文化之間，去尋求最佳的平衡方式，但當過於標榜藝術視覺的趣味性，或偏重於讓具歷史文化意涵的公共場域，轉變為提供藝術（文創）工作者的生產營運場地，甚至強迫藝術創作議題需符合文化內容，均可能質變為讓文化議題來服務於藝術創作，或是讓藝術工作者被迫以其創作自由度來換取生產基地，以求獲得能見度高的場地，來讓自己的作品容易被看見的機會。文化與藝術之間該如何聯結，似乎也成為了藝術與文化之間，應孰重孰輕？該如何平衡？需要更深層的思考。

由建築藝術到城鄉美學思維

多數時候，公共藝術是以實體物件的型態存在於公眾環境，既然攸關環境議題，尤其法定公共藝術又是將藝術物件與公共工程配套在一起，要談論環境的美學性，當然就需突破長期以來先工程後藝術的思維，透過機構（機制）整合來帶動環境的總體價值思考，促使藝術之於公共場域，得以成就出的是一個優質化的生活區域，而非消極地僅是公眾環境中的填塞角色。一棟在美學表現上為多數人認同的建築、一座傳達在地文化或歷史的視覺物件，或是街區上以設計美學來表現城市風貌的序列街道家具，都可能得以成為論述城市美學的重要元素、特殊的城市識別，或作為環境美學氛圍的營造媒介。在這樣的思考下，建築師或工程師都可能在這樣的領域中扮演「藝術家」的角色；建築藝術、公路橋樑及環境設施，便可能有機會被視為大型的公共藝術物件。若要達成這個理想，藝術美學的訓練便需融合在現行的建築、工程等專門技術人員的教育過程當中；雖然，深究建築或工程的核心本質還是在於環境問題的解決，並無法完全如同純藝術創作可隨心所欲發揮，因此，以建築環境作為一種公共藝術類型的思維，當然也不等同於藝術創作，但勢必在於成就出一種環境美學的實踐性。再就總體面的發展性而論，當藝術專業可以觸及環境議題時，應該讓藝術得以透過更大尺度的環境物件聯結，將創作向度拉到更高的境界；小由鄰里公園、建築環境、景觀規劃乃至都市設計，是否能透過不同層次的討論、不同的空間權力機制，去建構出一個「空間體」的藝術設計，而不僅是期盼透過一個小尺度的藝術物件來改良環境美學的氛圍。

以公共藝術的視覺創意來作為城鄉美學的一環，除了歐美國家偶爾以大型的當代藝術物件，耗用高額經費，在公眾場域中建構出都會美學的標示性、形成該地域的地標物，另一種方式，就是將街燈、座椅等環境設施或街道家具透過設計概念來製作；但這類物件的美學意義，往往隨著時代價值變遷、思潮的演繹，或是政策方向的轉變而呈現出浮動性；就構成的內容而論，這些物件的構成，往往都需倚賴建築、景觀、工業等泛設計領域或藝術創作的專業方得以達成，對於公眾的意義，也僅能侷限於透過後端的視覺表現、地域性的突顯，進而對生活環境產生美感的肯定；雖然看似已經具備某種程度的公共性，甚至可能也獲得多數人的價值認同，但值得深入探討的是，並非環境物件上有著美感的呈現，或具備某種層面的公共議題，就可歸納為「公共藝術」！其關鍵並非在於美學性之優劣評估或視覺物件的量體大小，而在於公眾之於物件生產過程中的揉合程度，換言之，一個存在於公眾生活場域中的環境物件，當然可以透過專業創作（設計）者去型構出視覺美學，並藉由他者的解讀觀點，去定義出物件之於公眾的存在意義，但這類環境物件，多偏重於「類設計」專業導向的模式，雖可能符合多數公眾的美學觀感，但若要藉此在生活中去聯結人與人或與場域之間的關係，多僅是皮層式的公眾環境觀感上的表現，並不具備深層的價值，要論及公共藝術中的公共本質，其實是十分薄弱的。

經濟效益觀點下的公共藝術本質探討

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在基本概念上，可概分為「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與「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兩個主要範疇。「微觀經濟學」也稱為「個體經濟學」，在於研究單一的生產、消費兩者與個別市場經濟的活動行為，主要的內容，不僅在於促使個別的消費者，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種消費面，並獲得最大收益上的滿足，同時也分析個別的生產者，如何就有限的資源做最佳化的分配處理，以獲取最大的產出效能與收益，因此，「個體市場」中的供需關係與行為是主要的探討方向；「宏觀經濟學」亦稱為「總體經濟學」，在於以宏觀的市場經濟為述論主體，著重於政府上位政策對市場影響的評估，因此，「整體經濟數量」與通盤的政策研究為其主要內容。這些上位政策需具備跨單一地域性、個別經濟體的宏觀思維，於是，其所論述的並非在於地方性的個體，而在於整體全球城市思維下的國家觀點。「消費」和「生產」，共同形成了「經濟行為」（Economic Behavioral）的兩大內容主軸：消費，是一種滿足理性或感性的「需求」行為；而生產，則是組構「產出」的要素，以增加可運用的「資源」價值行為，透過研究方法與知識庫體系的建構，將有限資源的最大化，並藉由物件與勞務等資源的產出，去滿足目前與未來的「消費」供應，並非僅在於談論可供轉換為經濟性的物質，也在於社群的生活共識與文化層面的產能探索。

如果透過產值的經濟性觀點來探索公共藝術的存在意義，法定公共藝術的「1％」公共藝術機制，是先「製造」出「市場」，再由「市場」去定義「消費」與「需求」。但在這個供需理論的內容構成上，市場受限於「法」的「需求」所形成的「消費」需要，且其規模與範圍也侷限於透過狹域的對象、行政流程，來產出視覺藝術的物件。隨著公民意識的興起，各式城市美學、村落彩繪等廣泛的環境藝術行動，逐漸對應著社區營造、地方文化、美學運動等各樣藝文政策導向下，衍生出更多元且複雜的操作面向；這些成果彼此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集，但就整體發展的廣度而言，卻普遍缺乏彼此統合的宏觀視野；就整體藝術文化發展的「個體經濟面」而論，分散卻共存著同質與異質的藝文政策，人力與經費資源「成本」的最大化，對應著難以預期與評估的「獲益」利基下，不僅難以聯集出整體之環境美學發展上的最佳效益；在齊頭發展的政策作為下，無形中也導致城鄉文化環境經營的總體目標相對模糊。複雜的成本投資，不僅各自耗用不同的資本，也因形成了過多的「機會成本」，疊床架屋地製造出更為複雜的「市場」，讓整體收益目標更難以評估，有限的資源成本，亦無法最佳化其經濟價值。

在經濟學概念中，「供給」與「需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兩者無法獨立論述；供給即是需求，需求亦是供給，兩者都由「生產」而成立，但彼此卻不存在著關係的絕對性。這樣的概念對應於廣域的公共藝術「創作」市場，其專業的提供，並非有著「公眾」市場的必然需要性；相對的，由人與環境導引出的「公共」，亦非對於「專業」訴求有其絕對性，專業的介入並不在於彰顯專業本身的獨特性與價值，而在於促使專業成為公眾領域的資源，進而藉由更為廣域的公眾資源投入，以擴張出公共性的能量。再就「機會成本」的觀點而論，當公共藝術計畫過於傾向於公共性時，即可能降低了藝術性的自我表徵；相對的，當藝術性過於彰顯時，公共性的強度亦可能因此而弱化，兩者間沒有絕對的平衡關係。當思考如何由個案的統合運用與發展，乃至於整體城市觀點的政策整合，來推廣一個城市的美學時，往往需要開創性的思考與作為，不能消極地拘泥於原有的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