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裁判所與科技昌明

本書初版於二○一四年，十年後得以再版，內心無限狂喜。但一經想到書中一章談模範婦女型塑，最早成文於一九九六年，我攜以參加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主辦的一場學術會議。翌年，我投稿我服務單位──中研院．史語所──的機關報：《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便遭審查程序的百般刁難，歷經一年仍未結束。一篇文章就擺盪在登與不登之間被懸置經年。編委會將第一次〈審查意見〉寄給在日本的我，我看了啼笑皆非。至今猶記審查者執著我兩個用詞，一是「文本」，另一是「書寫」。如今二○二四年，恐怕少有人會對這兩詞語質疑。從一九九六年到二○二四年，歷經二十八個寒暑，物換星移，當年的審查人恐已羽化登仙去了。他當年的疑惑也已成了昨日黃花。當年我第一個感覺是，學術的進步取決於作者要以大無畏的精神，前往一個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在那裡，他直面的是視進步為異端的法官。我的審查人扮演的正是中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他要窮其洪荒之力阻止任何新意、創見的提出，好阻礙學術的進步。後來，我從日本回國，就不理史語所要如何發落拙文，毅然改投《師大歷史學報》，同時通知史語所撤稿，省得發生一稿兩投的事。拙文於一九九八年獲刊，得見天日。該文講婦女形象塑造，用的是正史《列女傳》文本，在我之前，一般以為書中所載，應是如實發生的實情，其實「形象」不是真實本身。其次，《列女傳》文本製作涉及國家打造節烈文化的歷程。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工程，它一直要到元朝才大功告成，此前節烈文化的風行是受到民間遏抑的。這個節烈文化打造的大題目，我之後又完成一書和一文。這一書是處理明清時代，與本書無關。而這一文則是婦女形象塑造的續篇，則收入本書成為其中一章。中國節烈文化打造綿延近二千年，前一千三百年阻礙重重，但國家鼓吹甚力。後六百年節烈文化風風火火，婦女陷身磨難，卻甚多女性甘之如飴。

關於我說，在公開型刋物園地上發表創作，是創見由誰先提出的證明這一點，我再多說一點。這是西方學術昌明的關鍵性制度設計。我們使用中文的民族就是學不會。話說十八世紀西方科學史上的一大公案。即微積分是誰先發明的？是英國牛頓，抑德國萊布尼茲？當時公開型刊物尚未制度化，牛頓雖已發明了微積分，但藏於自家筆記中，反之，萊布尼茲一發明了微積分，便敲鑼打鼓公諸於世。這使牛頓很不服氣，才訴請第三方調查並裁斷。這才獲得平反。這事促成西方自然科學社群有了共識，認為科學家有所發明或發現，當發表於公開型刊物上以利檢索，或是發明物趕緊送件向國家申請專利。這一構想於是實施。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壇亦有所跟進，由德法英三國率先創刋專業性公開型史學刋物，以此定出誰先發現歷史上何事理的證明要件。中國於二十世紀二○年代才引進西方這一制度，而有現代史學刊物的問世。可惜中文世界的史學現代化的前景崎嶇不平，史學社群人謀不臧以致阻遏了史學的健康發展以迄於今。九○年代拙文被莫名所以擋了兩年，幸好當時婦女形象議题並未引人注意，没被人捷足先發表了去。否則不堪設想。

處理這樣歷史大事件、大問題的論文，何以會遭致打壓？這就是我們臺灣史界落後、腐敗的印記了。宗教裁判所當然要處分、打壓行星繞日說，也當然不許古代羅馬農民宇宙觀說宇宙像乳酪說流行於中古時代。臺灣當代史學遙遙落後西方之後，就是權勢集團為宗教裁判所撐腰所造成的。這群權勢集團彷彿是西方派駐臺灣的臥底，好來阻止臺灣進步似的。西方科學進步指標之一，是社群之人比賽誰先提出創見，誰先發現某事物。如此，論文在刊物的發表先後，成了公開園地，不當打壓是會犯眾怒的。不僅此也，刊物搶登好文競爭很激烈，壞的刊物很快就被好的刊物給取代。辦刊物者兢兢業業，唯恐有失。我們臺灣則不然。權勢集團把自家辦的刊物自封為一流刊物，其他人辦的刊物經他們評定為二流，評級制度只有威權心態的中文世界才搞得出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史語所是個霸權機關，她辦的機關報（創於一九二八年）和附帶的《新史學》（創於一九九○年），便是當然的一流刊物，另外再提攜兩個小弟刊物，即《台大歷史學報》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同樣廁身一流刊物。這樣，臺灣史學界只有文登這種刊物之文，才獲認證為一流文章。這是體制毀壞學術發展，莫此為甚。全世界只有臺灣和中國實行刊物分級制。無怪乎這兩地的史學永居世界史壇末流了。

回到本書。在古代，比之男性，婦女是小人物，就算混到名女人之境，如魚玄機也一樣，何況一堆未婚的在室女了。本書言及一眾在室女的少女人生，可是金貴得很，個個是父母的掌上名珠，可恨壽促，沒能在世上踏出家門便香銷玉殞了。給丈夫帶綠帽的女性，又是另一典型婦女。在唐代，尚無通姦罪，但這種妻子往往遭丈夫私刑處死，甚至社會上留存凡淫娃人人得而誅之的念頭。小說戲劇裡淫婦被殺可是人人稱快的樂事。書中有位婦女不待丈夫殺之，竟遭奸夫所殺。而這位奸夫因勇於認罪大獲好評，不僅在唐代逃死，還在宋代戲劇、文學作品中受到「豪俠」的讚聲。唐代婦女於婚前有過性關係，不僅不遭物議，她們之中有人反而被尊以愛情女神的。千古不朽的崔鶯鶯不就活到我們今天，無人不知。還有妓女李娃可以翻轉人生，變成貴族的一品夫人。以上女性小人物的百態人生可讓我們後人看得目不暇給。

至於男性小人物，書中我獨愛類似苦兒流浪記情節的劉升。他是門閥士族出身，他上三代貴為唐朝功臣外戚，曾祖和祖父死後有著獲葬皇陵的殊榮。但到他父親才任官至五品便遭致一場政治風暴席捲而來，導致家毀人亡，自己才童年便被流放到邊鄙的嶺南。他從蠻荒之地逃回洛陽，改換姓名藏身市井，直到壯年政治變天，他才出仕並任至五品官。可惜劉升死亡時，他這家因無子嗣而成了絕戶。

我透過劉升這一沒落大戶故事，探討中國家庭可大可小的邊界，甚是有趣。

一九九○年，在我研究彭城劉氏這個大門閥時，便發現了兩事：其一，亂世與平世會是家庭變大成宗族團體，以及變小成小家庭的分水嶺；其二，小家庭的邊界會是以共曾祖父的同房堂兄弟同居共財的「再從同居」樣態。我近日研究漢末歷史，二世紀六○年代至三世紀二○年代，發現當時大家庭的邊界是同祖父的三代家庭，這是只有親兄弟一起的家庭組合。且以當時最有名的汝南郡袁氏為例。袁紹出身「四世三公」的名望之家，有一連四代出過宰相。但他只與祖父以下三代的直系血親，即祖父母、伯叔父母、同代兄弟一起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他並不與伯叔祖的子、孫生活在一家中。這是漢末之年大家庭形態如此，而七世紀二○年代的大家庭則比較大，為共曾祖父的「再從同居」形態。筆者另作《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中也同樣發現，山東世族如范陽盧、博陵崔、清河崔，以及趙郡李等四大家族中，在中唐也是有「再從同居」的家庭形態。所以，對於士族而言，家庭大、小，是以共曾祖父四代家庭，和以共祖父三代家庭作為分野。所以，大士族的小家庭與一般庶民小家庭應沒有差別。八、九世紀的唐代，大士族小家庭趨多，大家庭趨少。這點在本書中研究在室女上，又得到印證。

本書在男性小人物方面，觸及強盜人生。其中，鄆州大盜程少良令人瞠目結舌。他平日是社區安善良民，鄰里只知他出門行商。其實他結夥越境行搶，就是唐代公文書中的「草賊」──指專搶草市的賊徒。草市是指當時新興商業聚落，缺乏官府管理而本身也不具治安能力的聚落。由於交易量大、現金流也水漲船高，引來盜賊覬覦成了勢所必至。程少良團夥到草市行搶所得，運到茶場銷贓，換得好幾車茶葉，而轉販各地。然後，這夥強盜把販賣所得易為金錢，再回鄉安享舒服日子。當時，盜區位於魯南和蘇北，而任由強盜縱橫所在的狩獵區位於淮南、長江一帶的河汊港灣一帶的草市和鎮市。鎮市是軍隊駐紮而形成聚落，跟草市一樣，是當時新興商業聚落。回到淮南、長江一帶，是盜賊作案頻繁所在。當時唐人稱此地帶為「江湖」，此一辭語於日後意義擴充為凡黑道橫行的世界叫「江湖」。鄆州在魯北，但因由反唐安祿山集團遺下的淄青節度使在統治，鄆州人出外為盜者獲得一種便利，即帝國海捕公文書進不了淄青道界。這是程少良一盜夥幸運之處。到了北宋，魯北演變為盜區，這就是有名的梁山好漢團夥了。

程少良見好就收，晚年不再行走江湖，他的兒子程驤，成為一方大儒，在社區教授學生為生，還得到贊助商金錢挹注，助他辦學。這樣大盜兒子變成儒學大師的人生故事，引來文學家李商隱為他立傳。連李商隱都看出小人物人生中有大不平凡之處。其他強盜頭子的故事，我就按下不表，請讀本書。

再回頭說彭城劉氏，分房分支結果，小家庭單位轉多，乃自然趨勢。之中，有沒落的劉升一家，至其死其家戶除名，自不消說它。也有興旺的劉知幾一家，其家庭成員個個舞文弄墨，著述豐富，成為文化底蘊深厚無比的一個文化家庭。反觀劉升的曾祖父隨唐高祖打天下，是一位武將，祖父也是武將，曾率五十萬大軍征討吐蕃，在青海高原打了大敗仗，全軍覆沒。劉升父親到青海尋找父屍，將之運回長安安葬。因此，同樣是彭城劉氏，劉升一家是軍職世家，而劉知幾一家是文人墨客的藝文世家。在唐代早期，朝廷中文人武將平均發展，協力管治這個帝國。之後，文居武之上，愈來愈少人走武職路線，帝國軍界以胡人當兵為多，升為將領的比率也增多。到了宋代重文輕武益發嚴重。到了蘇東坡看到帝國面對強盜束手無策時，提議科考不能只錄取寫詩善音律的士子，仍應騰出名額錄取勇武的豪傑之士。蘇軾（1037-1101）認為帝國不能只有清一色詩人詞客在管理，還應有長於武藝的軍人一起管理，才能有餘裕處理強盜變亂事件。這讓我把活躍於八世紀三○年代的劉升擅武之家和劉知幾文化家庭這種文武並存的劉氏家族，聯繫到十一世紀蘇東坡為帝國欠缺勇武官員發出浩歎事件，一起比觀並峙。蘇軾關切強盜問題的時間是在王安石變法的十一世紀七○年代。這前後時間間隔逾三百年。政府錄用官員重文輕武，其結果在軍事力量上便無法有效發展，以致影響國力。莫說宋帝國對付不了盜賊，遑論外患的遊牧民族了。蘇東坡觀察到軍中，軍官欺負小兵，讓小兵背負債務而無以立足，最後只能出亡當逃兵。宋代一個個受盡折磨的小兵亡命去當強盜，反過來對付欺壓過他的軍官。小人物身負痛苦，關係到上層社會，再往上觸及帝國安危。這樣的小人物歷史能不值得去研究嗎？

小人物中癡男情女，以及正邪模糊的強盜，他們在歷史上所產生的蝴蝶效應，豈是我們史家所能忽略的呢。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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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建榮寫於二○二四年六月十四日台北市景美寓所

時俄烏之戰已入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