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是士族興盛的時代，聚居地方的宗族為何丟棄在地權力，轉趨帝京繁華而逐漸瓦解？
安史之亂後，中央弱化，新興的藩鎮如何趁勢取利支配地方？
◆河北、淮北五大家，何以競相遷貫改籍兩京？
◆唐代後期的藩鎮是否存在恩庇─扈從關係？
◆藩鎮地位高下是否影響其文職幕僚的政治前途？
中國政治／社會史上，從三世紀到九世紀，出現仕途和社會聲望由某些大家族所壟斷獨享的現象，一般稱這些大家族為「士族」或「門閥」。門閥的社會地位之維繫，與「聚族而居」關係至鉅。李唐帝國崛起之前，河北四大家和淮北一大家，全過著族聚的生活樣態，這五大家族以此發展其宗族團體的組織，平安度過了三至七世紀政治秩序經常解紐的歲月。不但如此，他們還力能支配地方，行有餘力則參政而踏足中央政治舞台，成為世宦之家。
到了李唐帝國進入和平常態後，兩京生活的豐富和磁吸作用愈發強大，造成了河北、淮北五大家，外加滎陽鄭和太原王兩家，幾乎全都競相改貫、入籍兩京。他們揚棄了長年鄉居於縣城或州城的生活形態，入京後族人散居，無從打造宗族團體的聚族生活，也形同放棄支配地方的權力，成為仰食國家的純官僚，卻未料到帝國盛世過後亦有崩塌的一日。
安史之亂後，帝國弱化，取代這些門閥大族治理鄉里的支配主體，是新興的藩鎮。弱化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已不能干預特區化的河北區域，連拱衛李唐的淮北也有力難施。此後，帝國與藩鎮之間的齟齬不斷。藩鎮雖係軍事機構，但在日常行政作為上，需要文官來治理，於是衍生文幕任用問題。如此，河北和徐州的主帥，既是唐廷的扈從者，同時又是屬下的恩庇主，這雙重角色的分寸拿捏，影響了唐廷與藩鎮之間複雜的互動局勢。
◎封面圖片說明：
「唐人明皇幸蜀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畫描繪唐代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兵陷長安，唐明皇（玄宗）幸蜀避亂。史載「出棧道飛仙嶺下，乍見小橋，馬驚不進」，即是此景，畫中著朱衣者即唐明皇。安史之亂後，唐廷與河北、淮北之間的衝突就此展開。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2021）、《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2021）、《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2021）、《誰在統治地方：唐宋地方治理文化打造史》（2022）、《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2022）、《假如她們是男人：唐代女皇難產與性別政治》（2023）、《中國司法長夜微光乍現》（2023）等書。
再版序：國際鬥場的神鬼戰士
自序：綺羅堆裡埋神劍
導論
第一部 淮北篇：碧血洗銀刀
第一章 彭城劉氏的地方支配與宗族團體之形成
一、家族重心在彭城的劉氏及其地方支配
二、家族重心遷往洛陽的劉氏與放棄彭城經營
第二章 依附皇權的劉氏與其宗族的分化、遷徙
一、獨門散戶的奮鬥成敗互見
二、出生入死的軍鎮將帥
三、巴著皇權的宦官世家
四、京寓劉氏主支沒落宗族團體結構問題
第三章 徐州設藩與地域政治／社會變動
一、徐州自治的發軔：張建封治徐
二、徐州自治的續斷
第四章 徐鎮變危地與聘幕條件放寬
一、幕主與幕僚雙方條件相稱
二、依賴幕主型幕僚
第二部 河北篇：風雪趙州橋
第五章 河北門閥的地方支配、政治參與和遷徙
一、趙郡李氏例解
二、博陵崔氏例解
三、清河崔氏例解
四、范陽盧氏例解
第六章 特區化過程與地域人群對戰爭陰影記憶的態度
一、本地人觀點重見天日
二、選擇性的過去：客居人士與變節本地人共沐皇恩？
三、隠徵的本地人觀點
四丶性別、傳記和國家論述
五、由傳記文本所見河北扈從主義的一個側面
六、替代陳寅恪典範的解釋方案
第七章 河北文幕雙軌任用：優選在地人及其團塊化、與對外招攬人才
一、河北地界存在反唐與擁唐兩種軍事機構
二、由天子世界走進河北世界
三、天子世界中人寄食河北
四、縱橫家表演的舞台
五、遊士入幕河北
六、唐河關係緊張的在地人文幕
七、唐河關係趨穩時的在地人文幕
結論
參考文獻
國際鬥場的神鬼戰士
每一本書都有它自己的命。本書能用最短時間再版，連我都感到驚訝。由於有再版機會，我與編輯歐陽瑩小姐都懷抱精益求精之心，在改善初版（台北：新高地，2021.4）校對上的疏失這件事上，我們心意相通，對過往疏失同仇敵愾到極點。特別歐陽小姐心細，捕獲不少我看不到的疏失。本書經此精校，我心想，這樣才不至愧對長年支持我的讀友了。
這本書原初版本是發表於學界的幾篇論文，再經過以論文為基底或底色之下改寫成一本專書。回顧這幾篇中最早一篇發表於一九九二年，最遲二篇一起發表於二○二一年，前後綿延二十九年之久。這樣陸陸續續發表，與當初立志從事區域研究大有干係。
我在美國念書時，一九八七年，讀了查理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旺代省》一書，這是講法國大革命十年間一樁反革命團體被鎮壓、團滅的悲慘故事。這件政治事件被巴黎革命當局敉平，但此地的反革命政治立場在往後二百年，依舊不變。這是地方政治遺緒不因政治權力介入而有所改變的一個著例。梯利將其博論正式出版，才初試鶯啼，便技驚西方史界，成為明日之星。事後他變為學術巨人，證明當初專家研判不誤。我讀畢全書就想到中國中晚唐淮北，對長安政府所產生的離心運動這件事，何嘗與旺代反革命運動沒有相通之處？我再往下想，連續到北宋，淮北可一直是盜區的濃烈性格，這是否與該地特有文化有所關連，我內心疑問重重。這在我，就是產生了有加以解答的驅動力。
這樣的頭腦體操造就了我後來的博論，就是淮北地域研究。我獲博士後有機會與日本佐竹靖彥教授聊起彼此地域研究的甘苦。他是以研究唐宋的江西為學界所推崇。那時正值佐竹壯年，是他一生高光時刻。他之後又探索福建地域，同樣獲高度評價。佐竹問我下一個要拿下的地域標的是哪裡？我答以河北。我既然在佐竹先生面前誇下了海口，於是被逼著非究明河北不可的心思愈發濃烈。我要下海探明河北的一系列研究，就在自己催逼下如火如荼的展開。儘管我不再有機會再見到佐竹，但從二○○○年到二○○七年間，我的河北研究畢竟繳出了一文一書的成績單後，我才鬆了一口氣，放下心理重擔。
事實上，中古時代的河北地域研究領域這個鬥場，是國際級數，而非中文世界所專有的文化活動場域，其中神鬼戰士神出鬼沒於其間。在一九七○年代，新一代的鬥士，計有美國伊佩霞（Patricia Ebrey）作博陵崔氏，才一出版便驚動日本和中國學界，當然台灣也沒例外。早伊佩霞一年的美國地域研究新旗手姜士彬（David Johnson），搶先推出趙郡李氏研究一文，登於《哈佛亞洲研究》雜誌上，它雖是文，但份量上也不輸給伊佩霞的書。這兩位神鬼戰士一連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連袂出擊，不無炒熱了河北地域研究的熱潮。一時之間，跟進這同一鬥場的不乏其人，我就不去詳說了。我到二○○○年才縱身一躍，踏足這一國際鬥場，已晚了前述兩位美國戰士二十二、二十三年以上。但江湖風波險惡，只論技高，不論輩份前後。有技在身，不露一手，豈非有負少年頭？在二○○七年，我將二○○○年文擴大，改寫成一本敘事史作，叫《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
在我挑戰這群神鬼戰士上，有位名家不可不提。他就是日本一代宗師谷川道雄。他藝出中國中古史研究重鎮的京都學派，是該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我之前講的佐竹，也屬這一流派，是第四代傑出之士。谷川的名作《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1976），指出華北平原胡人鐵騎縱橫其間，逼使漢人退出漢代以來已開發區的鄉里社會，轉而進入山區組建塢堡力抗胡騎。而塢堡組織是異於鄉里社會的異姓所組的新社會，需要建立新的社會規範以支應這新局，因而產生新式人群文化。而我做的淮北和河北，專注大姓（即眾所周知的淮北彭城劉氏和河北四大門閥），他們仍固守在漢代鄉里社會，以與胡人各式政權周旋，而未被數百年胡人武裝勢力所擊潰，進而還加入胡人政權。這種漢代地方勢力舊文化模式，對照谷川標榜的新時代新社區（在山地未開發區）的新文化模式，誠然新的在一眾舊中耀眼生花。然而，新舊相比拼下去，還是舊的贏得最終勝利，而新的在大一統政權重新布局中央集權制下蕩然無存。只有舊的在新時代格局另有發展和變化。
茲值本書得此再版的珍貴機會上，我把本書背後有著在打一場國際盃比賽的屬性，說明如上，希望既能迎來更多的新讀者，也能順利閱讀本書，進而進入我所構築的中古中國世界，享受一次豐饒的學思之旅。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台北景美寓所
導論
中國政治／社會史上，從三世紀到九世紀，出現仕途為某些大家族壟斷、而社會聲望同樣被這些大家族所獨享的現象，一般稱這些大家族為「士族」，或是「門閥」。這些政治／社會高層家族基本上分佈在山東、關中，以及江南等三個地域。在地位高低上，山東門閥高於其他兩地門閥。到了六世紀晚期，門閥三分的歷史終結，江南被華北政權給征服，連帶江南門閥在政治出路上大受影響。其次一個變化，是出身關中門閥的宏農楊氏和隴西李氏先後締造隋、唐一統帝國。楊隋國祚短促，能做介入社會事務事，但因尚未進入議程表，便亡國了，可以不論。李唐建政之後，立即介入門閥圈子內各家排名問題。太宗不滿社會聲望排行榜上，竟然隴西李氏不如博陵崔氏等山東門閥，想用政治力予以打壓，不僅對排名有意見，也用行政命令禁止山東門閥之間互通婚姻。這是眾所周知的禁婚家事件。李唐在中宗朝又下達一次禁婚令。亦即，李唐政權不滿山東門閥社會聲望超越皇家的，先後在七世紀二○年代，以及八世紀初，連下兩道禁令，禁止山東門閥內部的內婚制。但政治力干預社會事務之舉，證明是無效的。山東門閥依然互婚不已。到了唐文宗，對山東門閥不願與皇家通婚乙事，猶氣餒不已。這些都是政治力與社會力交鋒，但政治力敗陣的表示。
山東門閥除了高自標榜，不把皇室看在眼裡，連帶他們也看不上關中門閥，自不在話下。山東門閥在仕途也成績斐然。像對宰相的獵取，兩崔加起來人數即達三十二人之多。其餘太原王、滎陽鄭、趙郡李、范陽盧等四姓，在獵取宰相職上，雖未能超越崔姓，但也不算差。宰相以下其餘高官職位被山東門閥獵取到手的，更是不勝其數。這顯示山東門閥在政治地位的經營上，也令人側目。這部分，在近二十年史界流行門閥家族個案研究上，益加清楚，自是不用多論。
門閥的社會地位之維繫，與繫於縣城和州城的聚族而居這樣的居住環境關係至鉅。李唐帝國崛起之前，河北四大家和淮北一大家，全過著族聚的生活樣態。這五大家族憑藉居處環境發展其宗族團體的組織，平安度過了三至七世紀政治秩序經常解紐的歲月。不但如此，他們還力能支配地方。五大家憑藉強大的宗族為奧援，利其支配地方，這是他們的權力根基，行有餘力因參政而踏足中央政治舞台，那是紅利。在政權代換頻仍的時代，出仕其實可有可無。但他們出仕得太過成功，世宦之家也就不是浪得虛名了。
這樣的政治生活，即一面支配地方，另一面出仕朝廷，到了七世紀李唐帝國倏忽和平了八十年。看樣子這樣的和平似乎成為常態。加上兩京生活其豐富性無可替代，兩京的磁吸作用愈發強大，造成了河北、淮北五大家，外加滎陽鄭和太原王兩家，幾乎全都競相改貫、入籍兩京去了。縣城（或州城）鄉居的長年生活形態從而給揚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兩京族人散居的生活形態。兩京居處條件無從提供山東門閥從事聚族生活的宗族團體打造的機會。伴隨宗族帶出的族人安全網絡，從此喪失不說，支配地方的權力也形同放棄了。山東門閥為過兩京特殊生活，丟棄了四、五百年的安全網和在地權力這兩樣寶貴東西。山東門閥集中精力使自己成為仰食國家的純官僚，他們寄望唐帝國永遠屹立於世。但帝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山東門閥沒有算準帝國有崩塌的一天，就以為歲月靜好不會變。
本書有數個工作重心。首先，對於縣城宗族生活及其伴隨的地方支配權力，多所發崛。這部分可見本書第一章和第五章。在此，我觸碰到漢代以來鄉里社會隱定性的一面。地方社會的人群組合在三至七世紀，有的會瓦解，而從移墾社會重行來過。但河北四大家和淮北一大家，分別在各自地方社會的有效作為下，突破了社會動亂的拘束，竟可持盈保泰。其次，對遷貫改籍行動上，具體考論出各家系其行動的時間點，還有不同批次如何。這將在本書第一章和第五章出現。第三，門閥來到首都的生活，本書也考證出家族組編的那條線，為「再從同居」生活模式。這出現在本書第二章和第五章。第四，帝國弱化後，遍設藩鎮作為中央派駐地方的新代理機構。接下來重要戲碼是帝國與藩鎮之間的齟齬不斷，就在這新情勢下，淮北是一種呈現方式，河北又是另一種呈現方式。山東門閥在這裡所能扮演的角色因地有別。在淮北，頂多山東門閥中有人被派任徐帥。在河北，唐廷每回派軍征討河北，主政領導班子中不乏山東門閥人物。亦即，在此，門閥站在帝國這邊在設法制服藩鎮，但多失敗收場。相反地，作為帝國對立面的藩鎮，則表現亮麗。這部分構成本書第五個工作重心，分佔了第三和第六這兩章。第六，藩鎮雖係軍事機構，但在日常行政作為上，需要文官來治理。這就衍生文幕任用問題。而文募任用情形，河北三鎮（包括監視它們的唐設於河北四鎮）與徐州鎮，兩邊情況大異其趣。這部分置於第四章和第七章。
對於兩京之於山東門閥產生磁吸作用，誘引他們大批量地紛紛遷貫到兩京乙事，我還需要補充說明。之前毛漢光看待此事，是偏政治因素。他認為山東門閥為讓子弟通過科舉，便以居住兩京為上算，才造成遷貫現象的。（毛漢光：1981；507）我則試提文化因素，挑戰毛漢光的政治因素說。我以為兩京生活優越性和豐富性，才是最終吸引山東門閥放棄貧瘠的縣城鄉居生活，往兩京遷徙的終極原因。當然，一開始的遷徙另有別的原因，較多的是經濟。但時間一拉長，洛陽城愈發具備吸引力。此時，我認為，洛陽牡丹花會和豪華花園宅居，以及芒山的墳場位居全國首位等，都構成洛陽宅居的吸引所在。另外，我還提反證。我說士子要報考科舉，不必賃屋、甚至購屋長安，便可達到目的。像元稹和白居易連賃屋的費用都省了，前往華陽觀投宿、順便讀書，便解決了。還有，門閥子弟如李德裕不參加科舉，改走蔭任路線，根本沒有因科舉非改貫兩京不可。要之，撇開與參加科舉相關的政治因素，兩京生活豐富性的文化因素，似乎應予該有的從新斟酌之餘地。改貫徙居的現象，或可從此一角度重新思考。
本書處理近七百年的一段歷史。我會碰到三種不同屬性的歷史元素。以當時人平均壽命約莫四十來歲看，有生之年看得到的歷史，都是短暫的突發性事件。這是第一種。這在本書中，就是帝國和藩鎮的政治衝突，這分布在第三章，講徐州鎮的抗爭和自治，以及第六章，講河北三鎮與帝國四次劇烈衝突，聚焦在較嚴重的七八一至七八三年的一次，以及八二一至八二二年的一次。這兩次衝突的結果都是河北獲勝。
第二種歷史是長時段、超過人一世生命周期足多的結構因素。這在本書會碰到三樣物事。一個是吏治國家的文官管理，這在本書起頭的西元二二○年，已實行了四百四十年之久。它將在本書近七百年中繼續維持住。可筆者把它置放在藩鎮體系下看它如何運作。這將出現在本書的第四章，講西元七八八年起至八九○年止的徐州鎮文幕任用情形，以及第七章，講西元七六三年起至八九○年的河北三鎮文幕任用情形。在此，我不妨一語道破兩地不同文幕運作模式；在河北是鐵打營盤與內升土官認證權，在河南徐州，是鐵打營盤，外降派官和內有土官互為消長。第二個結構性物事是西元七六三年後遍布帝國華北的藩鎮，它們將與帝國共始終到西元九○七年。在此，徐州鎮帥會從朝廷命官，是派駐地方的分公司經理，演變成有人想突破任期、而久任其職，而在地軍官團出現寡頭想控制軍府，因而過問了鎮帥人選問題、從而與中央衝突。而河北三鎮則一開始便是府帥不僅終身制，抑且傳子孫，而在地軍官團的寡頭在忠於府主和臣事唐廷之間，有了耍弄政治的空間。三鎮各別出現兩傳、三傳，甚至五傳同姓或同親屬的元帥這種情形。在此，就有地方社會常見的一種人群紐帶，即恩庇與扈從關係，藉由鎮之於唐廷，以及藉由軍官團之於軍帥，來加以體現。
第三個結構性物事是鄉居強宗大族組建宗族大軍，這些人是本書主角之一的山東門閥，他們分別是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以及彭城劉氏，他們居住在中古行政體系下的趙州、定州（後來隸屬深州）、貝州、涿州，以及徐州等地。但他們承襲兩漢郡治地方名望家為號召，擁有上述漢代郡治名號，表示他們家族非常老牌，即令時代行政名稱變易，仍堅持漢代的行政名稱。他們進入本書範疇時，面對長年政治／社會動亂，愈發守護其家園根據地，當然也就愈發仰仗宗族組織提供的武裝自衛能力。這種宗族型的門閥維持到五八九年隋帝國一統中國。之後國家步入一統和平時期，他們開始有人以個別身份為宦四方、而遠離家鄉去服公職。任誰也沒料到，這個一統和平政局只是曇花一現，到六一○年以後，國家進入動亂，到六一八年革命政權的李唐代隋而興。在短暫的隋末動亂，山東門閥又再複製宗族運作模式。這個宗族連結漢代傳下的本鄉地盤，首次面對國家一統和平歲月的增長，才又慢慢放棄。但門閥宗族至少運作了少說三百六十多年之久！這在本書談到趙郡李、博陵崔，以及彭城劉時，都有所揭示。惟清河崔和范陽盧這部分，由於近年研究成果缺乏這一塊，而在本書中從缺了，但這不表示這兩大家沒有過宗族守護家園情形。
為了應付長年社會動亂，非強宗大族的小族被迫採取異姓自衛聯盟的組織，這在當時，這種小族放棄家逃命，選擇依山傍水處建軍事設施，叫塢堡。日本學者谷川道雄為此寫出鉅著：《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這種中古社會結構性產物，與本書講的門閥宗族在文化邏輯上有所不同，但為因應長期政治／社會動亂這一背景，則是相同的。
據上所述，我不妨把本書章節鑲嵌到結構，就成了如下對應關係：
第一部 碧血洗銀刀
1.門閥從自主到附從 對應 國家三型（短祚、盛世、衰亂）
第一章
第二章
2.突發衝突事故A型
第三章
3.文官在險地
第四章
第二部 風雪趙州橋
1.宗族門閥朝向官僚化
．宰制一方
．遷徙：花都效應、死後樂園
．富貴險中求
第五章
2.突發衝突事故B型
第六章
3.文官在樂土
第七章
本書第三種觸及的歷史是情勢因素。這在本書有兩種體現；一是帝京風華的出現，造成對全國門閥的磁吸作用，於宗族瓦解上，各個以較小單位的「家」擺脫宗族束縛，前往兩京過新生活、以享受前所未見的人生。而與此一體兩面的是，門閥遷貫、並落籍兩京行動，構成本書的第二種情勢因素。這兩項情勢是滴水穿石的長年功，具現在各個家系（按：這是本書採用分析單位，用以處理正在演變中的「家」的範圍變化）的遷徙行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帝京風華在我挖掘下，計有兩京花文化，豪華宅居園林，以及全國一等一墳場在芒山等三樣。這些已在筆者另兩書中出現，本書不贅，只是順筆提及。這兩項情勢因素之一的門閥移居行動，數十上百的家系於西元六二○至七五○年間陸續各自完成。這是造成門閥宗族化這一結構因素面臨結構變遷的事發生。
以上本書七百年史梗概與框架大致如此，更細部鋪陳和展開，請往下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