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一：

民主已到了渾沌期！

南方朔

在一九六○年代求學時，我們都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制度，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把政治學大師、德國維也納大學暨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艾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所寫的那本《今日的主義》（Today’s isms）當作主要教科書。該書就教導人們自由民主可貴的價值。那本書也是台灣當時學生反共爭民主的主要時代指南。對自由民主有嚮往和憧憬，也使得台灣由威權社會一路走來，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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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由民主是個發展的過程，近年來像以前那樣歌頌民主的著作已愈來愈少。相反的，則是對自由民主提出質疑的著作愈來愈多。比較敏銳的學者最先察覺到民主已形成新的問題，所以他們在理論上對自由民主提出質疑。這種理論上的質疑主要都是歐洲的思想家，例如德國思想家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最早就察覺由於時代改變，民主政治必須向人民更加開放，擺脫代議士及官僚的獨佔；德國思想家奧菲（Claus Offe）很早就警覺到由於國家權力無能，只會讓國家日益無法統治；英國思想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很早就發現由於資本累積的速度不對等，階級衝突必將再起。上述這些理論上的反省，簡而言之，就是他們認為自由民主已造成了許多新問題，使得自由民主必將超載，最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民主超載論」早已成了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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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理論家的批判反省，他們的影響力只在學術界，對現實界並沒有作用。於是自由民主的問題遂愈積愈深。二○一一年美國所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個新起點。二○一五年的英國脫歐，以及二○一六年歐美的新民粹主義同步快速崛起，則是大爆發。傳統的自由民主已到了一個難以繼續的階段，自由民主如何走下去，已成了當代世界最新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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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當代歐美政治的學者早就延續理論家的說法，認為當代民主社會在現象上已出現許多重大的新問題，歸納而言，它有如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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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造成的政府無能。以前的民主理論相信社會多元，但政府卻可以有權力調和各種人群的矛盾，解決問題，形成效率與能力。但一九八○年代初期，英美許多學者都警覺到由於民主深化，人人有話想說，人人有話要說。在參與爆炸下，已到了眾聲喧嘩、諸神交戰的新時代。許多問題一發生，各種集會及遊行示威就會出現。面對這種分歧，政府的調和及決策能力已告技窮，政府做了任何決定，不是得罪這邊，就會得罪另一邊，於是對許多公眾問題只好以拖待變，這是人們無懼於說出和別人不同見解的新異議文化，它已形成「決策癱瘓」的新現象。今天的臺灣為了一個休假問題就搞得烏煙瘴氣，可說就是「過多元主義」所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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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國家主權凋謝。以前的政治是國家歸國家，國際歸國際，國家的治理都有主權作為憑證。國家最重要的乃是集稅權和財政權。但二十一世紀發展迄今，由大國資本集團所發動的經濟全球化已成了最有強制力的新權力主體，資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動，許多境外銀行可以包庇各國的富人，也可使外國大公司任意移動，也可任意在境外世界逃漏稅，於是各國的集稅權遂告崩壞，各國政府只要想向富人課稅，富人及其公司就向境外移動，只要想課遺產稅，他們就向境外移轉。富人及大公司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已成了最新的游牧民族。第二次大戰後，民主國家都相信福利國家這種制度，也相信財產稅的累進制，這些原則在全球化時代已全被放棄。世界的資本主義體制經過十九世紀的革命，走向強調平等的階段，但繞了一大圈，到了二十一世紀又重回資本主義的新野蠻時代。自由民主又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新封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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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了全球化的市場主義掛帥侵蝕了民主國家的主權外，民主制度的反噬，也侵害了民主的原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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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認知，都相信「人人一票，票票等值」這句口頭禪，但民主的運作並不是這麼簡單，民主涉及各種個人及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也涉及暗中的運作，以及公職人員和政黨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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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美國為例，不久前重要的評論家羅斯可夫（David Rothkopf）就寫了一本暢銷書《權力大公司：大企業和政府的時代性敵對以及即將到來的報應》。該書即指出近年來政府的權力就被大公司的影響力幾乎全部壟斷，支持大公司利益的政客、民意代表、學者及公務員已全部左右了美國政府的運作。至於權力極大的歐盟總部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官員，他們都非選舉產生，卻擁有超國家權力。所以遂使得今日美國亂象日增，全世界的民主遊戲規則更亂。美國人的反政府和反超級富人始於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但在十餘年前歐洲人就有多次在世銀年會及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反對全球化，以及包圍設於比利時的歐盟總部。美國重要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D. Sachs）也在近作中指出，美國的參眾議員及政府官員有很高比率都在下台後改任大公司及特殊利益團體的遊說客。美國及全世界變得日益再封建化。事實上世界及各國早已有了一個新封建上層結構。

綜合上面所述，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世界，自由民主早已走岔了道路。二○一五到二○一六年就是對自由民主發出嚴重警告的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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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前的人們相信自由民主是整合差異的理性力量，但由英國的脫歐、英國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再加上主張脫歐的新政黨，如英國的獨立黨、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黨、法國的國家陣線，它們都是親俄政黨，這已顯示出歐洲的新運動著重的已不是整合，而是自己國家人民的福祉。以前的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對立的左右翼劃分已成為過去。在二戰以後，世人談自由民主都以美國的冷戰自由民主為模式，強調自由民主的擴張性，而疏忽了自由民主應該是保護人民福祉的「保護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的功能。英國政治學家黑爾德（David Held）在一九八○年代末歐洲思想家討論近代「危機理論」時，他即寫了一本重要的民主理論著作《民主的各種模式》，該書就已經預見了今天的某些亂象。如何收束大公司的民主？如何強化民主的保護功能？如何擴大民主的參與？這都是當代民主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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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一六起，乃是世界新民粹主義大爆發的時刻，對於這種新民粹主義，我們不要視之為洪水猛獸，而要把它看成是民主受害者的心聲，進而從他們的心聲裡找到當今的問題，例如當今的貧富不均該如何解決？今天的難民潮湧往歐洲是何以致之？這些問題不去面對，歐洲危機即不可能解決。民主發生問題，乃是對人類所做的另一挑戰。世人如何做出反應，乃是對當代人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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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據民主發展的過去經驗，當民主發生問題時，通常也是政治冒險家最可能將危機向外導向，進行冒險活動的時刻。最近新民粹主義大爆發，世界變化的不穩定性因而大增。最近的《經濟學人》雜誌都以「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做封面或以「民粹主義大爆發」（Populism explosion）做專題，由此可見這個民主異形的確已受到人們的關注。我長期就對民主的理論及其發展至為注意，現在在這個民主大轉變的時刻，對各國民主問題以及最新的「軍事民主」可能已需要格外注意。

近年來日本「朝日新聞社」動員了四十人組成大型採訪組，訪問了三十個國家，對當今的民主實踐及其問題專題討論，他們在發表後將其集結成書，就是這本《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該書內容涵蓋面甚廣，討論也深，乃是本對民主問題進行反思的重要著作。由於我對民主的哲學理論及其實踐曾長期注意，於是遂利用這個機會對民主近年來若干理論上的反省簡要的敘述如上，一則做為向本書致敬，二則或許可以做為此書的理論性導讀。今天的全世界民主已到了麻煩時刻，願我們大家一齊來注意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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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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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主……這樣就夠了嗎？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台灣常自詡是個民主國家，並以此為榮。

說起來，這點確實沒錯。畢竟今日我們的民主成就是幾十年來累積幾世代人共同奮鬥所創造出來的，何況世界雖大，能民主一些的國家其實不多。

不過，走到這步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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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從小到大，焚膏繼晷、死命用功，終於擠進頂尖學府一般，此時此刻固然值得高興，也不妨大肆慶祝一番，但人生就如此圓滿了嗎？當然不是！這也不過還站在起點處不遠的地方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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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往往是因放棄或簡化思考而誘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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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這幾年引發許多爭議的所謂十二年國教，明明是「教育制度」的一種改革方向，無論規劃是否合宜或能否被接受，事實是，引發更多人關注的卻是「入學制度」的問題。換句話說，許多人並不注意「我們的教育體系最終會培養出什麼樣的下一代，能否適應國家發展與未來的世界挑戰」，汲汲在意的不過是「我們的小孩是否能在精確合理的計分與分配下，進入他們應該或想進的學校」。於是乎，關於教育本質的討論消失在主流視野之外，各級學校在競爭壓力下自我宣傳標榜的，主要也是他們能將學生送進哪些更高級的學府當中，彷彿只要佔住特定課桌椅便能走向成功的單行道。

這不僅是幻想，更是不得了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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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這種誤解的蔓延。從學生、家長，到教師、學校與官員，大家對理念絕不可能一無所知，甚至確實許多人持續為此孜孜奮鬥，但無可否認的是主流並非如此。表面上隨著社會進步，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也跟著提高，問題是對奔波於各類補習班別的小孩子來說，他們犧牲部分童年時光的結果，有多少目的是「藉此自我尋找」，抑或不過僅僅是所謂「怕輸在起跑線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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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民主卻跑去討論教育改革，看來雖似乎有點離題，至少我堅信，教育主要目的既在幫助下一代擁有解決問題、創造人生的能力，因此，培養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思考能力，絕對是教育的最核心價值。

回來談民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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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民主乃真正擁有民主的關鍵，相對地，若不能瞭解民主，則自稱擁有民主也不過是個假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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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絕不只是上街抗議、定期投票，更不是死忠支持、黨同伐異罷了。如同前述，教育的目標是讓每一個人擁有解決自我生活的基本能力，至於民主政治則如「民」跟「主」這兩個字的直譯一樣，既然選擇社會生活，就得想辦法「大家」一起來解決問題。

關鍵就在這裡：解決問題，才是政治臧否的最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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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們的制度能「讓大家一起解決問題」，或真正「解決大家的問題」之前，既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更沒有任何制度足以讓人自滿自傲，否則幹嘛還要換人換黨做做看？立法機關還要年復一年地修改並創造制度？更重要的，為何世界上還充滿著各式各樣複雜難解的挑戰？

只要還有問題，我們就得努力去解決民主還不夠完美的制度挑戰；若想解決問題，就得認真思考；至於思考能力的培養，整個教育體系與制度當然有無法推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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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其實還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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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當前的台灣媒體亂象，雖很難想像他們是「怎樣被教育出來的」，總之不及格並不能是推卸責任的理由。無論做為「第四權」或「大眾之眼」，個人依舊衷心期盼我們的媒體「總有一天」能走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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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就是一個媒體善盡社會責任的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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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幾乎漫無止境的經濟停滯困境，加上二○○六到二○一二年間，幾乎每年都面臨內閣更迭的政治困境，更別提因二○○八年金融海嘯衝擊所浮現的「全球政經綜合症」，這麼多無可迴避的問題，都讓作為當前制度主流的民主，既難逃也不應擁有豁免於被監督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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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一連串心中的困惑，日本「朝日新聞社」組織了一個由三十二名媒體人參與的大型採訪組，除了走出國門，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外，他們並將採訪所得以「混沌的深淵」作為專欄名稱，陸續刊出以饗讀者，最終並修訂集結成這本書。如同前言所稱，「本書的目標並不是提供這樣做就沒問題了這般的答案，若真知道答案，眾人就無須如此辛苦；未解之事依舊未解，因此本書提出並確立問題，期望作為讀者思考的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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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別以為看了書就無需思考，正如別以為有了民主就萬事俱足。以此為推薦序，更殷盼以此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