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風景線

 

 

朕即國家！

          法蘭西國王與納瓦拉國王、太陽王 路易十四（Louis XIV）

 

王權是絕對的。…作為一位國王，不能被視為一個凡人，整個國家都在他身上，全體人民的意志也都在他的意志裡。

          法國牧師與演說家 博絮埃（Jacques-Benigne Bossuet）

 

 

    談談觀念吧。

    雖然阿克頓爵士強調要「抓住人類背後的種種觀念」，以便更清楚地瞭解歷史的來龍去脈，不過，說來也奇怪，觀念雖對人類的想法有著近乎深層催眠的效果，讓我們的行為有時就像受到潛意識驅使一般，「自動自發」地被完成了，至於違反這類觀念的舉措，也因往往籠罩在爆發集體歇斯底里症候群的恐懼當中，從而在代價高昂（經常暗示失去生命）的壓力下，抑制了人們唱反調的念頭；儘管如此，歷史昭昭在目，觀念的新陳代謝不但幾乎是家常便飯，出現在轉換過程中的一齣齣荒謬劇，更足以讓觀眾瞠目結舌，有時連鼓掌都忘了。

    舉個例子來說吧，滿人早在入關之前，為辨識順逆並進行反同化政策，就下令讓投降者一律薙髮留辮，接著在定鼎中原後，為了威嚇反對派，還以死相脅，喊出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甚或「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的口號；儘管漢人向來重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儒教傳統，少數激進派更吶喊「寧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最終也只能屈服在死亡陰影下。事過境遷，轉眼才過了兩百多年，在民國政府宣布「剪辮令」後，反過來呼天搶地、如喪考妣一般的抵制者卻又大有人在，他們未必是所謂滿族遺老，多數也不是醉心帝制者，甚至連革命家朱執信都說過，「誰再要讓我剪辮子，我就跟誰拼命」。

    觀念帶來的慣性能量還真是夠大的！

 

    相較於近代革命家高舉意識形態口號，把觀念當作亮晃晃的鬥爭武器，雖然許多人不由自主（或被灌輸）地認為，觀念都是自古皆然、千古不變，或至少未來再也不會改變的一套想法，但在歷史上的多數情況中，觀念的成形其實經常極其漫長、十分隱晦且難以察覺。

    換言之，觀念很難被直接擺在「序言」裡，往往到「結論」才看得見。

    正因如此，想搞清楚觀念的來龍去脈，有時得先忘了它的存在，否則若順著觀念去看歷史，最後也只能得到一個「倒果為因」的誤解。

    話說了這麼多，還是再舉一個例子吧。

    從巴黎市中心出發，往西南方行進約十八公里處，便是舉世聞名的凡爾賽宮，也是法國王權時期最輝煌的象徵。最早，它原不過是路易十三在一六二四年修建的一座簡易狩獵行宮，四周盡是蓊鬱森林與沼澤荒地，後來路易十四決定大舉擴建成當時歐洲最為雄偉豪奢的建築群，除了為數七百個房間之外，宮殿加上園林，占地超過一百萬平方公尺以上；由於太講究細節了，甚至直到一六八二年，路易十四宣布將國王辦公處所遷至此處為止，整體工程都還未真正完成。

    在這座以香檳色和奶油色石磚砌成，標準洛可可式裝飾風格的宮殿裡，無論金漆彩繪天花板，或雕刻精美的波旁樣式木製家具，都讓人目不暇給，最富麗堂皇的，要算長七十三公尺，高懸二十四座超大波希米亞水晶吊燈的「鏡廳」了；光芒閃爍的燭台、彩色大理石壁柱與鍍金盔甲交相輝映，長廊左側，面對花園的十七扇巨大拱型窗門更各有一面對應的巨型鏡子，均由四百八十三塊鏡片組成，每當皇家夜宴時刻，數百支燭火在鏡面內外呼應，如夢如幻情境油然而生。

    難怪各國君主要紛紛羡慕仿效了。

 

    不要忘了，建築永遠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

    自西羅馬帝國崩解後，教堂便是西歐地區最主要且最引人注目的建築；從早期仿羅馬式長型會堂，與位於鄉間，同時重視防禦功能的城堡式修道院，隨著教權擴張與財富累積，一方面教會建築高度不斷推升，為強化視覺震撼，支撐高聳石壁與穹窿圓頂的力學設計，複雜精美的飛扶壁成為後來哥德式建築的一大特色，其後，不僅中央尖塔愈來愈伸展向天際盡頭，鑲嵌在窗櫺中的五彩馬賽克玻璃也讓這些灰色石造物增艷不少。建築史家李塞貝羅認為：「哥德式建築站在歷史的關鍵轉捩點上，同時介於中世紀教會統治與代表世俗自由的文藝復興間，它可能是西方建築史最傑出的成就，也是前面兩個世界之間，辯證性緊張關係的完美表達。」

    無論如何，自十五世紀起，撐起歐洲天際線的根基悄悄改觀了。

    儘管權力地位無法比擬，受惠於十二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十三世紀蒙古西征打通的歐亞通道，金銀滿囊的義大利貿易商因此有能力贊助文藝復興運動，並打造規模略小，但豪華程度絕對可與教會匹敵的建築。接著，最初強調高牆深壘，周邊環繞著護城河的諾曼城堡，以及依託自然地形，據險而設，聳立於居高臨下之懸崖峭壁處的十字軍堡壘，也因為王權擴張，逐漸自十四世紀起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比威尼斯與佛羅倫斯總督官邸裝飾更加繁複的王室宮殿。

    凡爾賽宮，不但是這一系列的主要代表，也是王權臻於極致的里程碑；至於它的建造者，「太陽王」路易十四，更是近代歐洲絕對主義君主的典型。

    政治與權力，正是此處試圖點出的關鍵。

    美國中世紀史學家斯特雷耶認為：「今天，我們雖視國家的存在理所當然，但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裡，國家確實不存在，甚至沒有人在意它到底存不存在。」此種看法當然很具啟發性，不過，似乎還沒有「搔到癢處」。至於紀登斯則進一步闡釋說，「相較於眾多被捲入頻繁戰爭的國家，早就已經在歐洲組成了一個國家體系，伴隨著絕對主義成形，此一國家體系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具體來說，「儘管絕大多數臣民仍像過去一樣的生活，但國家開始更具備金字塔的特徵，正是在絕對主義時期，歐洲各國的邊界才慢慢產生了變化」。儘管這樣的描述雖然夠經典，也夠「學術」的了，不過，實在還是很難讓人理解歷史的真實。

    換個角度說吧，不知您有沒有發現，凡爾賽宮的特徵究竟是什麼呢？

 

    是的，就是沒了城牆。

    一直以來，至少在農業社會中，統治菁英總是習慣躲在將削成尖刺狀木樁傾斜對外的柵欄，或用夯土塊、石磚等高高壘起的城牆後頭。表面上，防禦工事的假想敵是那些貪得無厭、越過邊界而來的外侮，其實，這些看似堅不可摧的高牆，最終往往都是被境內忍無可忍的人民推倒的。

    不過，人民的忍耐程度是很高的；畢竟「帝力與我何有哉」呀，而多數統治者也沒笨到去挑戰人民心中的底線，正如一幅蘇聯崩解初期諷刺漫畫中的對白：「反正他們假裝付我們錢，我們也就假裝工作」，一樣地，在那個君主無力進行實質統治的年代，政治的真相也不啻是「既然有人假裝統治，大家就假裝被統治」罷了，這正是「無為（根本沒能力有所作為）而無不為（只要不擾民，政治權威就不會被挑戰）」這句哲言的真諦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平衡感是有前提的：首先，因為環境單純，確實也不需要君主特別有所作為，其次，統治者也滿足現狀，沒有繼續擴大權力的衝動。

    約莫在十三世紀前後，隨著一股騷動瀰漫開來，非但促使歐洲逐漸走出了中古黑暗時代，前述那個脆弱的平衡也因此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