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在生活中浮沉的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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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憶雲（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正宗白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顧起日本近代文學數十年大作《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二〇一九，聯經），書裡有這麼一段關於菊池寬的描述：

前陣子逝世的菊池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相當富裕的時期踏進文壇，一度風靡一世，他的作品反映著時代特質，光明而且豪爽。不過，今日重新回顧，當時的日本是個膚淺的時代，菊池的作品也如皮相之物。當代時勢如此，在今後的文學中，與菊池那光明風格的同樣類型的作品，不太可能再度盛行。我想，時代的苦惱自然會棲息於作家內心，接著浸透進他們的作品吧？

菊池寬生於一八八八年，對他來說，生於一八七九年，而且早在日俄戰爭前便在《讀賣新聞》撰寫評論的正宗白鳥算是前輩，同時還是前一個世代文壇流行的自然主義陣中風雲人物。白鳥的這段話有兩個角度值得參考：其一，菊池寬的作品與明治末期盛行的自然主義大異其趣，這點與他的性格以及生活歷練息息相關；其二，菊池踏入文壇的時期，恰巧是經濟高度成長的時期，寬裕的稿酬、讀者群的擴大，讓菊池寬得以擁有發揮自身特色的舞臺。雖然白鳥說著那時代膚淺，且菊池之作流於皮相，但這不過是來自於純文學的角度，加上虛無主義後的隻言片語，讀者大可以寬心。畢竟菊池寬的文學信念乃是「生活第一，藝術第二」，比起芥川龍之介名聞遐邇的那句「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藝術的內容與價值究竟該如何定義，作家各自有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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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寬出生於香川縣高松市，求學經歷相當複雜並非一帆風順。自幼飽讀群書，在國中畢業後靠著優秀的成績得以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但他卻無心成為教師，導致遭到退學。之後短暫地歷經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最後在一九一〇年才進入當時的第一高等學校，也就是舊制一高，為了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的預備班，在這裡，他認識了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等後來同樣在文壇立足的作家。然而所謂的經歷複雜尚未結束，在一高畢業前發生了「披風事件」：菊池為了同窗好友佐野文夫扛下偷竊他人披風的責任，遭到退學處分。不過，透過友人成瀨正一家裡的資助，菊池轉赴關西，於該年九月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的旁聽生，隔年順利成為正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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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在京都帝國大學就學期間受教於當時積極介紹西方詩歌的學者上田敏，並與在東京的芥川、久米等舊友共同再次發刊《新思潮》雜誌（這本雜誌停刊過兩次，第三次與第四次的復刊均由這群年輕人所為），撰寫劇作發表，終於在一九一六年順利畢業。畢業論文題目為《英國及愛爾蘭之近代戲劇》，而愛爾蘭的戲劇，便是菊池寬所熱愛並且模仿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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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求學時期，我們可以參考〈無名作家的日記〉這篇採用私小說框架的作品，本書亦收錄了此作。該作品原先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七月號的《中央公論》，後收進同標題之短篇小說集。主角富井被視為菊池寬本人的分身，恩師上田敏，以及芥川龍之介等《新思潮》雜誌的好友們亦在作品中以其他姓名登場，這種虛實交錯的寫法，並不罕見，但菊池寬對於現實執著的態度，又或是小說中採用的技巧，都值得我們仔細端詳。富井最後在日記中是這麼寫的：「或許我注定要活在山野和桑田的陰影下，淪為犧牲品。不過，不只我一個人成為永遠的無名作家」，富井決定成為鄉野教師，原先一心嚮往成為作家的青年，在尋找生活形式的路途上，經歷自我意識的掙扎與苦悶，最後的選擇彷彿有著日本傳統出世精神，對應起菊池的人生，不免感嘆是初期之作，但那苦悶之真實，還是讓當時的正宗白鳥給予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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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的菊池寬回到東京，於《時事新報》擔任社會新聞記者。儘管一路求學過程並不順遂，早期作品也如〈無名作家的日記〉中描述那般，比起受到文豪夏目漱石讚賞的芥川龍之介，菊池並未獲得太大的關注，但，轉捩點很快就來到。一九一九年發表的小說〈恩仇的彼方〉頗獲好評，而且劇作〈藤十郎之戀〉成功於大阪浪花座公開演出，隔年則是〈父親歸來〉，由市川猿之助的劇團於新富座演出，獲得廣大迴響，再加上他在《每日新聞》連載的小說〈珍珠夫人〉，他在這篇作品改變書寫方式，轉向通俗大眾，確確實實抓住讀者的心，受歡迎的程度讓小說當年便改編成電影，之後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五〇年，三次搬上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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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〇年三月號的雜誌《文章世界》上，菊池寬發表一篇相當具代表性的評論，〈藝術與天分－—作家平庸主義〉一文。一般人認為從事藝術工作必須要有天分，而平凡人只能滿懷感激地看著這些少數有天分的人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但他深深不以為然，甚至認為藝術並非是此種事物。菊池寬如此寫道：

若是偏重技巧的時代，或許我們需要獨特的文學天才，但現下卻是人們直率、明晰描繪事物的時代，得以誠實、明晰、直率敘述者，便是勝利者；此種正確觀看人生，並且正確展現它的技巧，普通人只需要稍些努力即可做到。

菊池明確指出：不管是享受創作過程的喜悅，抑或是享受文藝作品的喜悅，都不是一種特權，而是普遍且通俗的可能。有關菊池寬其純文學作家的身分相當短暫，他以這種信念成為大眾作家，完成的作品又多受到當時的讀者歡迎，邱振瑞先生的著作《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二〇一九，秀威資訊），其中收錄的〈日本大眾作家的苦惱—菊池寬〉一篇，亦有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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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寬有著強烈的倫理與正義感，這不光展現在他的小說作品之中，像是選用歷史題材、但依然背離歷史而充滿虛構，同時也是他人生的許多行為抉擇的考量。一九二三年創辦雜誌《文藝春秋》就是其中之一，這本為了提供友人或後輩作品發表園地的雜誌，儘管因著類似意圖而創辦的雜誌並非絕無僅有，但卻沒有任何一本像《文藝春秋》這般成功，發刊持續到今日，在文藝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剛起步的《文藝春秋》每期刊載芥川龍之介的〈侏儒語錄〉，最後則收有短篇小說一至二篇，其他部分則是作家的雜文、日常瑣碎心得，甚至是近乎文壇八卦的內容，而本文先前提到的經濟起飛，得以讓更多青年學子接觸（藉由購入雜誌）所謂的文學家生活面貌。

一九二六年，菊池寬將他建立的兩個作家互助團體：劇作家協會、以及小說家協會，合併成文藝家協會，這是後來日本文藝家協會的前身，目的是維護作家權益以及讓作家之間得以相互支援，進而提高作家的社會地位、爭取更多福利，這是菊池寬在目睹文壇現況後，持續考慮多數人立場而做的努力。接下來，一九二八年參選東京府眾議員；一九三五年創辦表揚新人作家的「芥川賞」以及大眾小說的「直木賞」；一九三六年正式擔任文藝家協會第一任會長，隔年頭銜又多了日本藝術院會員；接著隨著戰爭的腳步，一九三八年政府命令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動員作家加入軍事活動，一九四〇年四月因汪精衛政府成立而成為日本派遣的訪問使節團一員，這年參訪韓國、滿州，之後也踏上臺灣；一九四二年擔任日本文學報國會創立總會議長，同時肩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代表，並在會議期間擔任議長。如此以一個出版人、媒體經營者的身分在政治中隨著時間前行，為大眾服務的立場自然無法讓他置身於歷史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駐日盟軍總司令（GHQ）認定菊池寬為推波助瀾侵略戰爭的一員，下令「流放」，卸下這些公職，連雜誌《文藝春秋》亦遭波及，一度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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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寬隔年隨即抑鬱而終，死因為狹心症。官方的「流放」，自然影響了必須反省戰爭責任的戰後文壇，菊池寬人生與事業的評價變成一個棘手的問題，因而有學者認定菊池寬的文學在當代遭到漠視，應該值得更多的關注。其實在日本文學史上，有不少作家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政府的勢力，不管是拉抬戰爭的意志，又或是鼓吹民族偉大，在敗戰之後，嚴重者變成指責的對象，輕微些則成為所謂的失勢作家，因而其作品失去被合理評價的機會。在此，瑣碎地細數他身處的時代與遭遇，無須避諱，我相信有其意義。我們面對他的作品，踏出作品論的範疇，傳記中的事實也未必是單純點與點之間的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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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雜誌《文章俱樂部》發表了一篇〈合理，同時也相當人性化〉的文章，寫菊池寬，好友的觀察清澈而簡潔，讓我用此來為這篇導讀畫上休止符。芥川是這麼說的：

菊池的生活方式永遠徹徹底底。他不會糾結那些不上不下的事情，而是把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逐一轉為行動，這種信念有其合理性，同時也蘊藏了十足的人性，這就是我尊敬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