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 - 1934

終結一個世代

開啟另一個時代

　　

　　是一個變幻莫測、危機四伏的世代，新舊彼此照面、相互交織，兩相對立並繼續推進。那時期，瀰漫著相互衝突的勢力，以及彼此抵觸、深沉的鬥爭、分裂、交戰與革命而造成的嚴峻困境，還有政治動盪、倫理淪喪、法外暴行，但藝術和科學上的驚人成就也齊頭並進。

　　有種理論認為，人類歷史是進步的過程之一；以直線的、進化的和提升的方式前進，這主張為地球的西方化帶來了漸進的希望，社會政治領域公開行動的全部力量都捍衛著進步主義，這些見解以為不論科學知識、技術動力、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都具有力量將人類發展到可能的高峰，因此認為許多國家的問題是由於未能加以開發，而適當的解決辦法就是按照西方工業化世界所制定的藍圖，去進行經濟和政治發展。

　　二十世紀初以前，歐洲一向處於歷史發展的中心。經過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及俄國革命，歐洲各大國及其貿易聯盟於整個世界的版圖中，開創了一個時代；在經濟和政治層面進行巨大擴張，直到美國和日本──非歐洲的兩個大國──在這一歷史性場景的邊緣脫穎而出。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1917年擁立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大革命也爆發了，1920年歐洲變成一片廢墟，至1925年左右才得以恢復生產。從1930年開始，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再獲重生，而殖民地國家則仍在繼續憧憬著他們的自由。

 

中國

　　二十世紀初，中國處於動盪不安的時局，皇朝正在宮廷中陰謀內鬥。1900年爆發義和團拳匪事件，開始起義是以推翻滿清王朝為目標，後來，演變成對抗教會和外國租借區的權勢，繼而就因為殺害外國傳道士的亂象，引發起了德國、俄羅斯、法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和美國的武力對抗，這些國家還迫使中國支付賠款。爾後國內的武裝起義仍持續不斷，直到1911年革命成功，迫使溥儀皇帝退位，這個國家終至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但不久就又有起義發生，試圖恢復帝制，還有軍閥割據，迫使總統下臺。1923年雖頒佈了新憲法，然而這個年輕的民主共和國家很快就又捲入了血腥的內戰，參戰者分屬兩個主要派別：軍閥勢力的北方人，以及擁護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創始人）在廣東的國民政府的南方人，雖然這場戰爭在1928年以南方人北伐勝利告終。中華民國於焉成立並頒布新憲法，蔣介石被推舉為國民政府主席，首都遷往南京，但軍事叛亂、分裂主義行動和共產主義的對抗使中國依舊烽火遍野。至1931年，因為日本佔領滿洲及擴張侵略的野心，而致引發中日衝突。後續幾年內，國民黨、共產黨、民族主義派和全國各地的軍權指揮官亦仍不斷展開進攻和戰鬥，讓這個國家處於分裂。國民黨陷於與中國共產黨、殘餘軍閥和日本的政治及軍事衝突之中。一些人捍衛租借區中國領土的主權，另些則為利益所得願作主權的妥協，終至各自佔地稱霸。反對共產主義的戰爭和日本侵略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迫使他們1936年在中國爆發內戰。同年12月，將軍們呼籲結束戰爭，召開抵抗日本侵略的統一會議。

 

日本

　　十九世紀末，日本結束孤立。1868年，日本在明治時期，開始了極其迅速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歷程，並按照西方模式制定國家組織：議會和軍隊仿效德國模式，商業制度依隨英國，文化生活模擬法國，發展觀念則學習美國。壯大的經濟集團自力自強，冶金、紡織和採礦工業為陸軍和海軍提供裝備，使他們有能力抵禦任何形式的侵略，1890年日本開始擴張版圖。1914年戰爭爆發後，日本決定加入同盟國，意圖奪取德國屬地的控制權，1919年，日本成了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其海軍已控制位於太平洋的德屬群島：加洛林納群島、馬歇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在二十世紀20年代，日本對其在亞洲的軍事、商業利益和領土擴張的野心日益擴大，1937年，日本對中國宣戰。

　　密克羅尼西亞位於新幾內亞以北：是散布在西太平洋大洋洲這一部分的許多島嶼和小島，由四個群島所組成：馬里亞納群島、帛琉群島、加洛林納群島和馬紹爾群島。在幾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內，共有1,460多個島嶼和小島，然而，它們的土地只有1,173平方公里。

　　雖然加洛林納群島並非一直被西班牙所佔領，卻是由西班牙發現的。1899年6月30日，西班牙殖民帝國在大洋洲被摧毀的那一天，西班牙用兩千五百萬比索的價格將這群島連同馬里亞納群島和帛琉群島，賣給了德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群島是新幾內亞保護國的一部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這個群島也從德國被轉歸日本統治。

 

西班牙

　　殖民帝國沒落後，西班牙亟欲重振自己。一代知識份子呼籲國家歐化，但同時也帶進了民族主義的元素。1898年，新的西班牙重生了，舊的已死去，兩個西班牙的特點就是保守主義與現代主義、地區主義與歐化主義間的衝突。文化遺產和社會傳承嚴重失衡，這是一個無聲卻關鍵的問題，始終存在並導致知識份子與社會對抗；二十世紀初成了一個動盪的革命時期。兩個西班牙都期望改善國家的情況，但這種持續存在的衝突張力並未得到化解，而遙遠的蘇聯革命發生後，西班牙的人口和社會地圖更是日日生變。至1936年，這樣的內部摩擦靜悄悄地就爆發為一場殘酷的公開戰爭，西班牙將在自由與革命中突破。

　　二十世紀初，西班牙人在這段時期，為了尋求更優質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條件而大量流動，人口統計的需要也因之大增。巴斯克地區和加泰羅尼亞，成為冶金和紡織生產中心，將他們的業務多樣化地推動，並把他們的影響擴大到全國其他各地，由於這些地區的工業，成了吸引人群的中心。此外，向美洲大陸遷徙的浪潮也在加劇，饑餓、物資短缺和土地匱乏導致成千上萬的家庭離開家鄉，前往美洲尋找更為美好的未來。本世紀頭十五年，有一百五十多萬移民離開西班牙，使西班牙許多地區人口銳減，一旦這些移民尋獲更加優越的生活，他們一般都不會再返回西班牙。

　　社會上的權力和財富不均反過來又造成了政治分歧，興起的勞工運動為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共產黨奠定了基礎，無政府主義及其革命理想傳遍了加泰羅尼亞、薩拉戈薩和瓦倫西亞，全國勞工聯合會就是工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綜合。在鄉村動亂中，農業國西班牙所發出的集會吶喊被聽到了，使安達盧西亞和埃斯特雷馬杜拉深受影響，相反地，本土主義的主張與國家主義的方式較為相似，傾向於自治之途。

　　創意充沛的作家和學者，則使西班牙的文化生活益形富裕。譬如1898年代盛極一時的散文作家，1914年代傾向歐化的菁英知識分子，到1927年代的詩人，無論在小說、詩歌或散文領域，以各種文學形式，他們都能傳達出非凡的高度靈感。現代主義在加泰羅尼亞生根發芽，美術、科學和學術研究則在二十世紀頭三十多年就已顯示出文化的普及和卓越。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班牙在社會和道德層面都相當保守，教會重新在該國歷史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天主教會贊同工業與自由的社會，因此一個信奉天主教的社會誕生了，而在對社會和文化的認同與教會保持一致的意願下，成了以天主教為國教的西班牙，但教宗碧岳十世（Papa Pío X）卻對現代主義加以譴責。

　　教會規定在教育中需要包含施行宗教教學，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家庭和母親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年輕女性是一項宗教和政治的承諾，女性因身為妻子和母親的身份，而具有與生傳承下來的這項文化使命。因此她們所受的教育，最重要的應該是培養她們的心靈、性格、意志力和良好的舉止，而不是知識。男女學生被分開受教，沒有男女合校、避免公開考試。教會對教育的承諾意義重大；三分之一的國小學校和大多數中學生的教育都由教會負責。

　　社會上被日益推崇的多元主義與世俗主義，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由教育學院（Institución Libre de Enseñanza）的成立正是為了推動西班牙走向現代化。眼見教會在沒有實質改變的情況下，竟能恢復自身的特權地位，因而出現了一股反教權的強烈潮流；人們開始遠離一切與宗教相屬的事物。於此同時，天主教女性主義也在生成中，這事實進一步就顯現在宗教團體裏各性別成員所占的比例上，由修女團體所辦理的學校和寄宿學校人滿為患，證明極多的人認同天主教學校為女學生所提議形塑的女性角色。

　　正視了女權主義及其所實現的社會參與，天主教婦女也更新自己的價值觀和能力好跟上時代，在此基礎上她們為女性角色賦予了一種新意義，教宗碧岳十一世（Papa Pio XI）新造了「戰士」一詞以取代慈善事業女士，書本成了必不可少的訓練工具。婦女們開始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翻譯、學習外語以及對其他文化的瞭解使她們成為傑出的調停者和溝通者。

　　婦女在歷史中一向扮演的角色正在改變。十九世紀開始的女權主義和革命運動，把無數的婦女們團結在一個共同的領域裏，一個與家庭無關的領域。現代化使她們擁有了個性、政治領導和未來公民的思維框架，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社會功能正在發生變化。有些婦女培養她們的靈性、其他的去旅行，還一些人去城市裏找工作，而另些人則走上街頭。婦女們出席公眾會議並參加各種組織，以譴責不義和改變情況。她們不是受害者，而是撰寫歷史的作者；有時她們保持沉默、忍受敵意；有時她們得以進展，有時則面臨挫折。許多婦女走上了不同的路途，這是二十世紀女性被描繪出的影像。

 

福傳使命

　　法國大革命挫敗後，1830年起在教宗國瑞十六世（Papa Gregorio XVI）的呼籲下，福傳活動開始復興，比利時、德國和義大利的福傳團體，以及傳統一向專門從事福傳活動的西班牙修會團體皆群起響應，福傳工作隨著歐洲和殖民地的擴張而推展。

　　1917年，教宗本篤十五世（Papa Benedicto XV）將宣教使命全權委託於教廷傳信部，以傳播福音信仰，教宗還在「夫至大」通諭中邀請天主教世界的所有主教參與耶穌基督託付給使徒們的使命。他說，十億未接受信仰的人口仍躺在死亡的陰影裡，他們必須向那些人宣告救贖的恩惠。他呼籲他們確保起初的福傳熱忱，並開拓新的福傳區。凡在上主葡萄園裡工作的，都蒙召要把真道的光帶向那些仍在陰暗下的百姓，傳道士的唯一動機，就是榮耀上主和拯救人靈。1926年，教宗本篤十五世和接任的教宗碧岳十一世宣佈了福傳活動的要素，最重要的是，福傳活動都必須是普世整個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應是歐洲任何一個地區教會的活動，而應建立一個強大的、本土的基督宗教團體，因之，至1926年，福傳地區的各教區開始由當地主教創建和管理。

　　培訓機構陸續建立，讓傳道士在那裏學習民族學和宗教歷史，並研發神學和福傳知識，傳道士因而變得國際化。這種培育課程一直持續到1939年戰爭危機爆發為止。

　　在西班牙，福傳運動從兩項優勢上獲得了助力：耶穌會所經營的天主教宗座大學（La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和海外與傳信學院（El Colegio de Ultramar y de propaganda Fide）。海外與傳信學院於1897年在布哥斯（Burgos），由主教座堂的一名參事傑拉爾多．魏洛塔（Gerardo Villota）神父成立。修生在海外組接受培訓，然後至拉丁美洲作短期傳道服務（12年或15年）。而願意獻身於福傳工作的修生則可以在傳信組接受訓練。多年後，在西班牙已無人記得關於布哥斯學院的任何事情，1919年4月30日，教宗本篤十五世給布哥斯總主教胡安．彭洛克（Juan Benlloch）寫了一封信，敦促他建立一個培訓傳道士的全國性機構。彭洛克樞機主教執行了教宗的命令，1920年12月3日，將海外與傳信學院改建成名為聖方濟．薩威的西班牙修院（Seminario Español de San Francisco Javier）專為支援福傳區。為了慶祝這位聖人的瞻禮，紅衣主教向他教區的神職人員和信眾發表了一封題為《外方傳教，教宗對布哥斯的邀請》的牧函。1922年7月20日，大樓奠基，同年，教廷傳信部批准了哥倫比亞聖喬治福傳計畫（El Proyecto de la misión de San Jorge en Colombia），並派遣了第一批傳道士。

　　《福傳區世紀》（El Siglo de las Misiones）雜誌的問世，對福傳運動的發展也有極大貢獻，雜誌作者是希拉瑞恩．吉爾神父（Hilarion Gil）和耶穌會士沙邁撒神父 （Zameza, S.J.）。沙邁撒神父經由退省、講座和福傳日等活動，在學校裡大力推動和鼓勵對福傳使命的認識與瞭解。在後續十四年內，教會先後出版了六十多本相關刊物，至1923年，有一百九十個婦女協會為福傳使命發揮積極功能。

 

 

 

伯利斯

真十字架修院

 

　　伯利斯是一片處處森林、陡峭小徑、牧場、天然溪泉、玉米和蔬菜田的土地，由杜朗戈薩多（Duranguesado）地區以及周圍地域的其他村莊聯合組成。有段時間，杜朗戈薩多地區曾從原屬的畢斯卡牙（Viscaya）轄區中獨立出去與納瓦拉（Navarra）區聯合，十三世紀，它又重新從屬畢斯卡牙轄區。

　　伯利斯的本堂是聖史若望堂，這教堂還與天主教雙王王朝（Los Reyes Catolicos）有關聯，受捐助者於1540年組成本堂參事會，其中一員馬丁．哈齊雷薩科納（Don Martín de Aguirresacona）神父特別虔誠敬禮仁慈聖母。同年8月5日就在伯利斯組成了一個仁慈聖母貞女團。該貞女團自始就從屬仁慈修會，遵循仁慈修會的會憲生活，並歸仁慈修會長上管轄。她們的生活遵循聖思定的會規，以及仁慈聖母──俘虜的救贖者──修會的會憲，仁慈會卡斯提省的省長們是該貞女團的訪視者，由他們代表接受貞女們誓發聖願，一切皆歸屬他們管理和決定。瑪利亞．聖安娜修女是最初三位貞女之一、也是創始人的妹妹，於1542年6月12日誓發了顯願及仁慈會第四願。

　　自特倫多大公會議召開以來，院禁和團體生活，始終就被特倫多改革方案視為女性修道生活改革的根基。追溯到1620年，最初的隱修生活特殊教會法傳達到了畢爾堡和馬奎那（Marquina）的貞女團，畢爾堡和馬奎那的修女們就同樣都在1621年誓發了隱修生活第四願。然而伯利斯的修女們，由於極度貧窮，就始終沒有誓發這樣的聖願，仁慈會省長們也一再敦促過要她們誓發聖願，但她們總是表達相同的回應；修院自身沒有過隱修院生活的必要財資，直到1741年，她們才終能宣稱自己是隱修院，那已是最後一個達到要求的貞女團。

　　從1558年開始，伯利斯的修女們開始學習閱讀、寫作和接受音樂訓練，修女們分為吟誦《大日課》的修女，以及只誦唸《玫瑰經》的修女。會憲並不禁止她們擁有資產，但是沒有得到院長的許可，她們不能擁有所有物。不久後，她們就開始喪失資產，愈來愈加窮困，直到連維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都極為匱乏。1861年，梅瑟德絲．哈塔曼迪修女（Mercedes Artamendi）入會時，就正值那饑荒時期。

　　約略於1869年，修女團體利用日間開始教導通學生，至1873年，她們創辦了一所小型的寄宿學校，不久就因音樂教學而成名。但她們資源極少，而多位患病的年輕修女和病痛纏身的幾位年長修女，又花費極大。1886年，梅瑟德絲．哈塔曼迪修女被選為院長，幸好在她許多不眠之夜的付出和犧牲下，借助她開放的態度和嫻熟的技能，又以謹慎與智慧成就了修女團體及時的改革和長足的進步。

　　至1903年，瑪加利大來到位於伯利斯的真十字仁慈修道院時，瑪利亞．聖芭芭拉．哈琪瑞娥修女（M. Sta. Bárbara de Aguirreoa）是修院當時的院長，而梅瑟德絲．哈塔曼迪修女則出任修會的初學導師。仁慈贖擄精神是修院的神恩，所顯示出的純樸、慈愛、開放、循規蹈矩與家庭精神，更是令人賞識，而修院的寄宿學校在畢爾堡社會也因其教育年輕女性的方式而備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