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與酒

在人類文化史上，「酒」始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日常生活中單純的飲食之道，到酒器、釀製方法、醫療養生，乃至於環繞於酒所衍生的各種政經制度、思想觀念，無不在各文化中持續發酵、影響、模塑著一個文化的成型。宋代朱肱的《北山酒經》曾謂：「大哉，酒之于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從世界各民族對酒的重視及其普遍深入人心而言，酒，真可以說得上是「全民盛典」的了；而「酒」在中國，尤其凸顯出其特殊意義。

儒家酒文化——飲酒政治學

中國人對飲食之道的重視，從《禮記．禮運》所謂的「禮之初，始諸飲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中可以看出來，而有飲莫非酒，《詩經》三百零五篇中，之所以出現有四十九首明顯以酒為意象的詩篇（佔百分之十六），也無怪其然了。中國人特重飲食，衍生出一套所謂的「飲饌政治學」，在整個文化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清人黃周星《酒社芻言》謂「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強調喝酒與學問的關係，刻意排除單純的飲宴，正闡發了這番「政治學」上的奧蘊。

《酒社芻言》是中國一系列談酒、論酒書籍（可稱為「酒乘」）中的一部，這類的書籍，往往喜歡冠上非常政治化的名稱，如袁宏道與張潮分別以《觴政》為名，而《酒律》、《酒令》、《觥律》、《律令》之名，亦所在皆有，儘管這可能是文人興到筆隨，藉森嚴的律令，行享樂歡宴之娛，但卻很明顯地透露出其中的政治意味。事實上，我們不妨大膽地宣稱，酒在中國（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是一種「政治學」。

從歷史發展上看，中國的「酒史」，早在夏朝就展現出其政治意味了。《尚書．夏書》中曾明顯記載過太康「甘酒嗜音」、羲和「酒荒于厥邑」的事蹟；而夏桀之「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的傳說，與夏禹「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的警戒，兩者並觀，在開國明王與亡國之君對舉中，酒與政治良窳的關係顯朗，可謂十足發揮了酒的政治性。大抵上，這些傳說，皆起於周代以後，周人之所以如此刻意強調酒的政治作用，料想與商人（尤其是紂王）的「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囗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的事蹟有關。儘管「商代（尤其是中後期）酒政的一特點是放縱不羈，酒害不制」，但是商紂的失德亡國，是否真的導因於此，恐怕是歷史認識的問題，重要的是，周人的確是如此「認知」的，因此不但明載於詩篇，鐫刻於銘文，撰寫於敕誥，更以此制定了種種的禮法，針對酒予以範限。

周人對酒的觀念，始終有點徘徊猶疑，既肯定酒在宗廟祭祀、嘉禮賓宴中的重要性（舉凡各項禮制，無不有酒，亦於《周禮．天官》中明設「酒正」、「酒人」之官），且也可能深知其「柔身扶老」的促進血液循環之功效，但又兢兢以沉湎為戒，深恐酒之足以亂德，如〈酒誥〉謂「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因此屢屢引以為教訓，不但於祭祀儀節中，特意強調「玄酒」（水），甚至還有專掌「幾酒謹酒」的「萍氏」（〈秋官〉），與專掌「以屬游飲食于市者，為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的「司虢」之官（〈地官〉），專負糾察舉告之責。整體酒風，趨於嚴謹，同時亦將酒與道德繫聯為一，形成了中國酒文化中的主榦，對後世有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第一本字書《說文解字》解說「酒」字，就充滿了相當濃厚的道德意味：「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人性的善與惡，事件的凶與吉，居然可以與酒產生繫聯，可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酒已遠遠超過物質性的存在，而具有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了。據許慎的解釋，「就」字，說明了酒足以在人性上分別造就不同的「善惡」效果，同時亦引發有關吉凶的外顯事跡，這就是「造」，許慎引用夏禹「疏儀狄」的掌故，頗有意將之導向於酒本質上的「惡」。在這裡，酒本身的重要性遠高於飲酒者。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思考邏輯，酒，尤其是「美酒」（旨酒），被視為誘引靈魂趨於墮落的媒介，所以如大禹這般聖哲的君主，也不得不凜然戒懼，而且，也似乎由於他理智地峻拒誘引，因此成就了日後的「聖」名。在儒家思想的浸潤影響下，中國人對「物質」的思考，基本上都是依循這條路徑的，子夏說「雖小道，亦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酒（包含了歌、舞、女子，當然更包含了博奕），無疑是「小道」之流，一旦沉湎其中，則等如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歷史上知名的亡國之君（或暴君），大抵上，「好酒」也必然是一樁無可避免的罪名。故《抱朴子外篇．酒誡》謂：「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分毫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囗不及禍。」在如此的戒慎恐懼下，儒家之徒對飲酒有重重的範限，從席位的安排、飲酌的數量、飲具的擺設、飲酒的儀節，到宴席間的言談舉止，都強調節制與秩序，可謂是「酒令綦嚴」的了；在《禮記》一書中，相關的酒禮，詳盡而煩瑣，是最具代表性的。

不過，酒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在各方面都有它的重要性，甚至，「酒政」的良窳，更攸關著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從制度面對酒的生產、技術予以限制，因此，能夠範限的，通常只有人——飲酒的人；而且，只能從道德面加以規勸或箴砭。這是非常矛盾的，假如說，酒是誘人的惡媒，依循正常的邏輯思考，應當禁酒，而非禁人，此處反其道而行，明顯疏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人，為何喜歡飲酒，甚至沉湎於酒？

飲酒的心理作用

中國人喜歡飲酒，當然與酒的性質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傳統的看法中，酒的物質性功能，與醫學密切相關，醫字从酉，其故可思。然而，喜飲酒或常飫飲的人，卻未必著眼於酒的醫學功能，而往往是一種「心理」寄託。此一心理寄託，範圍很廣，而且因人而異。基本上，其大別有二：一是「忘」，二是「壯」。

「忘」，意指藉酒精的迷醉力量，使個人暫時忘懷在現實世界中因失意、挫折而導致的憂傷與煩惱。白居易詩云：「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然遺我物，誰復分是非？」（〈效陶潛體詩〉16首））在這裡，舉凡朋友細故、人情冷暖、經濟窘迫、愛戀無常，乃至於宦途失意、壯懷難伸等，皆可以「藉酒澆愁」，以消塊壘。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十九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落魄江湖載酒行」（杜牧〈遣懷〉）、「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李煜〈烏夜啼〉）、「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零霖〉）、「且將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等名詩雋語中，所謂「醉可忘榮悴」（白居易〈和微之詩〉）——人生的得意與失意，我們皆可清楚窺見此一「忘」字的心理滿足——這是「己忘」。從「己忘」的另一層次來說，則也可以達到「人忘」的效果，藉酒為逃遁之地，始於箕子：「紂為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皆莫知。問於箕子，箕子曰：國君飲而失日，其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箕子藉沉湎於酒以免禍，與屈原堅持「獨醒」而不免賈禍的事例可以對舉，酒在此處的政治功能，發揮得相當高妙。

「壯」，則指藉酒精的麻醉力量，暫時擺脫開理智的約限，徹底發抒個人在平時備受壓抑、無處（或不敢）宣洩的情緒，俗話說「藉酒壯膽」，即指此而言。喝得微醉（指還沒有醉如爛泥）的情況下，容易「酒後吐真言」，敢於明白暢快、坦率直截地表露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觀點。膽氣既壯，往往會罔顧世俗禮法，無論是「藉酒使氣」、「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或是「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甚至來個「身在山東心在關，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若無「膽氣」，可能是不敢出口的。

無論是「忘」是「壯」，從儒家的角度而言，難免都是種「踰越」。在此，文人（尤其是相對於「儒林」或「道學」）以酒消磨英氣，抒發個人無關乎國計民生的情感，甚而瀟灑風流，於笙歌紅粉、水邊林下之間，自適其適，追求高品味的個人生活之趣；以及俠客藉酒使氣，擺落現實，披肝瀝膽，寄壯懷志氣於酒杯之中，進而飲酒歃盟、蔑視禮法；分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與儒者大異其趣的「酒文化」，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