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獅子胭脂虎——明清戲曲、小說中的「妒婦」

 

    「妒婦」是中國傳統小說中經常出現的題材之一，在通常的情況下，此一類型的小說，大抵極力模寫婦女的各種妒態及層出不窮，甚至光怪陸離的妒行，而且以反面的譏嘲與抨擊手法，強調妒婦與傳統倫理觀念的衝突和違逆，因此，其中的婦女形象，多半與「悍」、「獨」、「毒」等貶抑的字眼繫聯為一，而有「夜叉」、「胭脂虎」、「母大蟲」、「河東獅」、「鳩盤荼」等獰惡的封號。相對於妒婦，則丈夫之懦弱無能、卑瑣可憐，毫無昂藏氣概，亦躍然紙上。《說文》云：「妬，婦妬夫也。」毫無疑問，此一妒婦題材應是傳統夫婦、婚姻觀念的反映；然而，在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中，妒是婦女「七出」的律條之一，在現實社會中原屬不可容忍之事，何以居然成為一種表現的主題？此一種表現，代表了何種意義？其與整個中國人夫婦、婚姻觀念的關係若何？深信是個極有探討意義的課題。

 

宋代以前的妒婦與相關背景

 

    典籍中明確記載的妒婦，始於《左傳》中的叔向之母，但以此聞名的，應首推《史記‧呂太后本紀》中「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的呂太后。呂后以正妻凌虐婢妾，而身為丈夫的漢高祖噤不敢發聲之事，大可以視為後來妒婦小說的原型。在此，妻妾衝突所凸顯的問題，很顯然與爭寵有關，而爭寵是為了維護既有的權利，其前提當然是須有另一個可能奪權的對手。中國自商、周以來，容許一夫多妻（嚴格說來是一夫一妻多妾），這種衝突原就無法避免，此與女子是否「天性善妒」無涉，基本上純粹是制度問題所衍生出來的。清人李漁戲稱「欲使婦人不妬，除非閹盡男兒」，雖為謔語，卻側面反應出其間問題的關鍵。因此，如果我們要溯源推究妒婦歷史的話，應在極早以前。不過，周代以宗法制度嚴分嫡、庶的權利義務，頗能使妻妾各安其分，而消解可能衍生的衝突，因此在先秦典籍中，也甚少見到類似的記載。宗法制度的崩潰，也淆亂了嫡、庶之分，婦女之妒，逐漸開始成為一樁問題，最明顯的證據是成書於戰國之間的《山海經》，已有「類」、「黃鳥」、「栯木」、「鶬鶊」等物可以使人「不妒」的記載，可知其問題已相當嚴重了。西漢戴德正式將妒列入「婦有七去」的律條，理由是「為其亂家也」，正是鑒於此而發展出來的防制手段。

 

    婦人有妒即可休去，是在承認男子有多妻多妾的權利下，避免因爭寵而淆亂整個宗族體系而設想出來的，是極端男性主義下的產物，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狀況下，自然獲得普遍的認同，寖漸成為「婦德」的必備條件，如《詩序》中論及〈樛木〉、〈螽斯〉、〈小星〉等篇時，皆以「不妬忌」為后妃的盛德；而《意林》中則以「妒妻」和「亂臣」相提並論，宣稱「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敗」。自漢迄清，儘管有學者質疑「七出」的合理性，但所針對的皆以「惡疾」與「無子」為主，誠如清人王堂《知新錄》所說的「惡疾之與無子，豈人所欲者？出之，則忍矣哉」，基本上，此二項與婦德無關，自易受到「非聖人意也」的懷疑，但是，相對於「不順父母」、「淫」、「多言」、「竊盜」等四項濃厚含有道德批判意味的律條而言，「妒」明顯不具此嚴重性，而卻少有學者為其緩頰，可見其受接納的程度。

 

    因妒可以出妻，為律法所許可，且自漢以來即明文規定有「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之毋罪」、「妻毆夫，耐為隸妾」的條文；依理而論，應不致有蠻悍難制的妒婦出現，但事實上卻非如此，載籍中的妒婦懦夫，依然所在皆有。揆其原由，一方面可能肇因於丈夫本身的懦弱性格，因而導致乾綱不振，如著名的懼內領袖陳季常之所以聞獅吼而心茫然，極可能便是自己「畏事」，凡事「欲作龜頭縮」的性格作祟；但更大的原因，應是整個社會外在條件的制約，使丈夫不得不屈服於石榴裙下。這點，我們從各個時代的妒婦記載中，也許可以窺出端倪。

 

    據《後漢書․馮衍傳下》李賢《注》引〈與婦弟任武達書〉所載，馮衍之妻任氏「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遂使馮衍備遭「痛徹倉天，毒流五臧，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之悲；《宋書‧后妃傳》也載「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自六朝迄唐，妒婦甚是常見，段成式謂「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應為實情。據《太平廣記》所引的相關妒婦記載看來，這些妒婦凌虐婢妾、毆詈丈夫的「悍」態，雖不如後來的花樣繁多，但手段之殘酷，已頗聳人聽聞；尤有甚者，因物起妒，如阮宣子妻「禁婢甌覆槃蓋不得相合」，因宣子歎美桃樹，即忿恚摧斫；至於劉伯玉妻段氏因夫誦美〈洛神賦〉，不惜赴水為神，而有「妒婦津」的傳聞，則更是捕風捉影，不知所謂了。這種妒情，雖然不是因丈夫多婢妾的現實而作的反彈，而是基於一種危機意識，深恐丈夫移情別戀之後，對自身權益產生的威脅，但實則暗示出對男女婚姻地位不公平的不滿，進而即有可能要求男女相對的公平地位，謝安妻劉氏之所以質疑《詩序》所盛稱的「不忌之德」，以為「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正可以自此角度加以理解。

 

自六朝迄唐，是中國女權意識較高張之時，此說大致已成定論，山陰公主廣置面首一事，歷來視之為淫蕩無禮，但其懷疑「事不均平，一何至此」的心態，其實也反映了此一觀念。女權意識的伸張，使婦女能振振有辭的反對丈夫蓄妾，甚至可如房玄齡夫人般，堅持信念，寧可飲醋而死，也不答應丈夫蓄妾。同時，律法明定的「出妻」條文，雖然能派得上用場，婦人因妒被休離的，也不乏其例；但是，此時的休妻離婦，並未喪失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而且改嫁也非如宋代以後，將承受道德上的罪名，因此，在無嚴重的後顧之憂下，頗能鼓舞她們爭取自己的權益。

 

    此一妒情，對傳統中國男子而言，自然是一種觀念上的極大挑戰，企圖以男子威權加以防制，故劉宋太宗殺一袁慆妻以警百，唐太宗命房玄齡妻飲鴆；但事實上都無法奏效，故只能使虞通之撰《妒婦記》，或以「我尚畏見」來解嘲。即此，「懼內」成為理所當然之事，儘管仍舊偷偷摸摸，鑽遊閫令縫隙，但在正妻眼前，卻是不敢踰越，名臣名將如王導、桓溫，也都未能「刑于寡妻」。由此，時人發展出一套「懼內有理」的理論，云：

 

或論：「三綱之義，夫為妻綱；五行之道，陽伸陰詘。」則夫宜無有畏於妻者。祝珵美曰：「《太平廣記》王經天門子云：凡男命皆起於寅，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位有火而不畏水者也。況陽能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知者。

 

此處以陰陽五行生剋之理解說「懼內」緣由，大有視「懼內」為天經地義的意味，但很明顯的是託諸宿命的說法，欠缺信服力，但從此說的出現，可以看出時人對妒婦的容忍與無可奈何。

 

    自宋代以後，妒婦仍然不時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但婦人因妒而被休離的例子，反而極少見，原因是自宋代理學興起之後，離婚一事，無論對男女雙方而言，都構成道德上的罪名，誠如司馬光所說，「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眾則非之，以為無行，故士大夫難之」，甚至為夫妻撰寫離書，都有獲「陰譴」之說，因此雖家有妒婦，為了官箴名譽，也不得不曲予容忍，偶有離異，如陸游與唐婉，則被目為「人倫之變」。宋代婦女的地位甚低，而一旦仳離之後，所需承受的道德與經濟壓力，又格外強烈，在妒性往往受到曲予容忍的情況「鼓勵」之下，為了維繫現有的婚姻關係，以及現有的生活保障，對於可能的敵手，防範心格外堅強，手段也特別殘酷，事例更逐漸增多，寖至成為社會上一個普遍的現象與危機。自宋迄清，大抵都在此風籠罩之下，沈德符謂「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而於今為烈，很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因此反映在戲曲、小說中的妒婦懦夫故事相當多。由於整個社會觀念的異趨，這些故事所代表的意義自然與前此有異，在此我們不妨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