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冷戰與世界、亞洲乃至台灣的關係
從中思辨「島鏈」場域
對於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之影響與意涵。
在美蘇中等強權對峙的最新國際局勢下
全球權力競逐是否邁入「新冷戰」的格局？
回顧分析過往冷戰的源起與策略
受強權擺弄的亞洲中小型國家，能否從中創造新局？
過往解析冷戰多以美歐為中心視角，認為美蘇強權才是冷戰主角和塑造兩極體系的決定方，其他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中小型國家，不過是受強權擺弄的大國棋子，不可能左右冷戰大局。
然而回顧東亞中小型國家在冷戰初期的表現，可以發現受歷史糾結影響的中小型國家，仍可在領導人的堅定意志下，利用強權領導人對於威望、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安全的關切，創造新局，影響強權間的戰略互動走向。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在美國的擘劃中，以海洋之隔與島鏈方式跟大陸國家進行對抗，台灣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樞戰略位置。但隨著冷戰結束，島鏈論述漸漸消沉。然而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轉變和大國競爭加劇，此一理論逐漸復甦，再度成為諸多國際時局分析的焦點。
21世紀的國際關係，隨著最受矚目的美中競爭，「新冷戰」議題不僅成為熱門主題，兩大強權在「島鏈」的拉鋸對抗，也成為此地區國家必須面對之充滿機會與挑戰的現實。特別是東亞區域已成為全球經濟、商貿與金融互動的核心區塊，強權國家能否塑造一個以其為核心的政經共同體？區域中小型國家又該如何因應變化、尋找出路？
本書特色
作為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島鏈人文」系列活動成果，本書將由「起、承、轉、結」角度，將冷戰史切割為四個十年階段分別進行反思與討論，希望透過更多的「批判」、「非西方」與「本土」視野與迄今歐美主流詮釋展開對話，同時期盼將討論延伸至近期之「新冷戰」論辯，一方面預測世局發展，亦藉此專注亞洲和台灣之未來。
蔡東杰 主編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作者簡介：
林碧炤／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東吳大學文理講座教授
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
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黃義杰／荷蘭萊頓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助理教授
辛翠玲／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王宏仁／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唐欣偉／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趙文志／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平思寧／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邱昭憲／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陳冠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希家玹／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李佩珊／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奇峯／中山大學亞太英語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陳偉華／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陳亮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王文岳／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系副教授
陳育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馬準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盧信吉／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主編序
Preface
蔡東杰 重新檢視冷戰史的意義
導讀
Introduction
林碧炤 亞洲觀點下的冷戰史
1950年代：分裂與對立
Back to the 1950s: Split and Confrontation
陳欣之 冷戰源起之論辯與東亞案例省思
楊三億 中間地帶國家如何在兩極體系夾縫中找尋出路
蔡育岱 反思與重估冷戰來臨及其當代啟示
黃義杰 島鏈理論的「安全化」分析
1960年代：狂飆與反動
Back to the 1960s: Racing and Reaction
辛翠玲 冷戰網絡中的島鏈視角：美國人在南台灣足跡
王宏仁 代理人戰爭、核武競賽與新興國家的挑戰
唐欣偉 1960年代冷戰經驗對2020年代的啟示
趙文志 冷戰的選擇與轉捩點：越戰與古巴飛彈危機
林子立 越南戰爭對冷戰的影響
1970年代：和解與重塑
Back to the 1970s: Détente and Redesign
崔進揆 中東地區之戰爭、和解與民族主義發展
平思寧 國關大理論是否現在還能適用？
邱昭憲 冷戰結構轉型與戰略三角之演進
陳冠任 冷戰真的結束了嗎？
希家玹 美中破冰與東亞文化大融合之浮現
1980年代：解構與終結
Back to the 1980s: Deconstruction and Ending
譚偉恩 槍炮與奶油的鬥爭：美國的「異常」軍事支出
李佩珊 新自由主義與1980年代的冷戰
周志杰 翻轉冷戰圖像下的台灣地緣政治定位
劉奇峯 解密美國外交檔案中的印美關係（1977-1988）
陳偉華 1980年代美國在香港的情報活動
新冷戰：定義與評價
New Cold War: Definition and Prospect
陳亮智 新冷戰與舊冷戰
王文岳 新冷戰下的東南亞
陳育正 中共「三海連動」戰略：地緣政治與軍事實踐
馬準威 新冷戰再界定與美中關係的探索
盧信吉 地緣政治視角下的新冷戰：誤用抑或真有其事？
重新檢視冷戰史的意義
蔡東杰／中興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主任
壹、研究緣起
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也是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主席王汎森老師的發起與帶領下，自2023年起，成功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與中正大學4校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決定共同推動一個為期4年的「島鏈人文」系列計畫，並分別由各校輪流選擇主題執行1年。
此計畫所謂「島鏈」（island chain）源自美國冷戰時期區域戰略指導，在該項宏觀區域安全擘劃當中，台灣被置於「第一島鏈」（從日本與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南至東印度群島婆羅洲之鏈型島嶼帶）中樞之重要戰略地位，隨著冷戰結束與全球化浪潮蔓延，一方面全球地緣結構與國家互動出現明顯變化，諸如氣候變遷等人類安全議題也為資源重新分配深化緊張情勢。由於此一系列計畫目標在於整合並推動四校之人文領域研究交流，範圍當然涵蓋面更廣，但為了反思台灣之地位與未來安全前途，中興大學在2024年策畫主導之「島嶼人文」活動中，便希望藉由重新審視冷戰與世界、亞洲乃至台灣的關係，從中思辨「島鏈」場域對於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之影響與意涵。
貳、歷史背景
事實上，位於東亞大陸右側，由前述島鏈環境所包圍的一片半封閉海域，由北至南羅列著若干西太平洋「緣海」（marginal sea），分別是日本海、黃海、東海和南海，雖然陸間海（mediterranean sea）性質並不明確，從某個角度視之，亦堪稱是「東亞地中海」，在過去近兩千年來，一直是周邊人類社群之間來往交通之重要管道與場域，扮演之歷史角色不容小覷。尤其近代以來，包括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大航海與地理發現、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擴張，以及二十世紀中期的冷戰，這些由西方（歐美）主導之一連串「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在引發某種根本性結構變遷，並將東亞融合進全球世界之餘，亦不斷為此區域國家與人們帶來無可迴避之壓力與歷史變數。
在所謂冷戰（Cold War）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接踵而至之後，依循新興霸權美國之主觀利益視角，一般所謂「島鏈」之討論前身乃華府在1950年推出之「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這是一條由阿留申群島、日本、沖繩直達菲律賓之西太平洋弧線列島防線，原先並不包括台灣與朝鮮半島在內，但在1950-53年韓戰結束後，由於美國決定將北京中共政權劃入針對蘇聯之全球性圍堵網內，前述原本只在臨時應對戰後區域格局之暫定防線，不僅終於成為美國自冷戰迄今全球布局之重要組成部分，它也將東亞在政經面向上切割成「陸地」與「海洋」兩個不同且彼此對立之場域。
從另一角度來看，由於舊西方殖民母國在歷經數十年長期軍備競賽與兩次大戰消耗後，無暇顧及其原有殖民地，對東亞民族獨立運動者而言不啻是個難得的對抗機會，其結果首先是朝鮮與台灣在日本戰敗後的解殖民化，以及菲律賓在美國扶助下正式獨立，其次是印度在1947年脫離英國，終結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次大陸殖民統治，再者是荷蘭在1949年放棄東印度群島主權，與法國在1954年後陸續退出中南半島，這些都象徵著歐美勢力在亞洲的暫時退卻。不過，影響島鏈歷史發展最關鍵者還是經濟面向，本地區多數新興國家雖長期處於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從而使其結構充滿依賴與邊陲性特色，仍在戰後紛紛透過總體計畫與國營企業控制國家生產，並藉由將經濟策略轉為以「出口導向」為主，進一步造就了所謂「經濟奇蹟」，包括「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和「新小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亞洲新興經濟體（ANIES），其經濟成長率不僅比其他東亞國家高出一倍，比拉丁美洲高出兩倍，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五倍有餘，堪稱冷戰時期全球經濟增長最快速的一個地區，尤其在中國自1979年推動改革開放之後，不僅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由於預期將於2030-50年之間超越美國，在引發後者「先制圍堵」後，也讓美中關係成為當前世界政治軸心，至於其夾縫中的「島鏈」則動見觀瞻。
值得注意的是，特別自2018年以來，隨著美中競爭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當中最動見觀瞻的一對雙邊互動，關於「新冷戰」（New Cold War）之議論不僅成為熱門之學術主題，兩大強權在「島鏈」之拉鋸對抗，也成為此地區國家必須面對之充滿機會與挑戰的現實。
參、討論重點
為了重新觀察並釐清冷戰歷史進程，基於討論便利性，本年度活動規劃重心首先是將冷戰大致切隔成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與1980年代等4個階段，並依據歷史事實聚焦於其「起、承、轉、結」之發展特徵，至於討論過程則期盼突出以下幾個視角：第一，相較於冷戰迄今存在之某種論述主流，亦即以西方為制高點之意識型態正邪二分法，儘管並非想刻意挑戰，仍舊希望在討論過程中浮現更多「批判」與「本土」視野；第二，同樣延伸至前述想法，是否能更積極地從「非西方角度」（non-Western perspective），由亞洲主體出發呈現出略微不同於歐美的詮釋，也是努力的方向；第三，更重要的是，無論「新冷戰」是否為真或是否存在，作為當前國際關係漩渦中心之一，世局之發展既與亞洲和台灣未來息息相關，透過釐清冷戰過往以便進行正確之類比與推論，無疑是台灣學界當務之急。
據此，中興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在2024年策畫了「重構冷戰歷史圖像」系列論壇，並將會後彙整之發言稿編纂成冊；其中，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林碧炤老師的主題講稿被置於卷首「導論」，全書5個篇章共收錄24位老師貢獻的發言重點，除了作為整個系列活動之完整記錄，更期盼本書可以發揮拋磚引玉之效，鼓勵更多國內學術同仁投入建構冷戰研究學術社群的行列，讓可見的未來有機會真正出現「台灣觀點的冷戰史」，則幸甚也！
亞洲觀點下的冷戰史
林碧炤／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東吳大學文理講座教授
壹、一如既往處於危機中的世界
一、二十年危機：回顧國際關係史學
根據德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歷史學家是真實過去的代表；英國史家卡爾（E.H. Carr）則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對話。如同眾所周知，當時英國即將與德國開戰，儘管出版商對於是否出版《二十年危機1919-1939年：國際關係導論》一書仍有疑慮，但是卡爾仍堅持付梓，最後，這本書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卡爾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基本的方法論，一方面強調理想主義的弱點，同時說明其與現實主義的相關性。當《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在2022年慶祝創刊一百週年時，這本書更被評為國際關係領域中百大經典之一，充分可見本書在思想方面的影響力。
相較起來，唐恩（Tim Dunne）等人在冷戰結束後出版之《八十年危機》便未引起同樣的迴響。阿查亞（Amitav Acharya）和布贊（Barry Buzan）共同出版了《全球國際關係的形成：百年國際關係的起源與演進》（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Centenary），也沒有選擇「百年危機」作為書名。即便如此，新冠疫情、中美競爭、氣候變遷、俄烏戰爭與加薩戰爭接踵而來，再加上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及南海情勢趨於緊張，都讓「國際關係百年危機」或「1919-2019年及其後」變得如此真實直接。無論1919年與2019年，抑或1917年與2023年，在國際、區域與國內政治上的相似性確實一點都不誇張，也難怪在台灣海峽的案例中，1949-2049年的時間框架亦被視為研究兩岸關係與印太和平秩序的類推對照。
事實上，印太地區、朝鮮半島、南海、台灣海峽等都與大國政治和冷戰緊密相關。1949年是台灣問題的開始。無獨有偶，「百年危機」是否也意味著1949至2049年的兩岸關係史學呢？在此會先從「島鏈人文」角度來回顧冷戰史，至於兩岸關係議題則留待其他場合討論。
二、何謂冷戰？
戰爭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悠久的研究領域及國家政策重心。在現今網路時代，戰爭經常在當權者直接領導下進行，不見得是那些在馬背上或鍵盤後的人。畢竟網路安全或資訊戰爭還是傳統戰爭的延伸或變化而來，而傳統戰爭所著重的是殺戮與暴力，其最終目的是消滅敵人。
因此，鑑別威脅和對手永遠是冷戰開始的第一步。威脅的程度和性質往往因國家而異，也因時間而異。這是科學評估的一部分，而且有時候也會相當武斷和偏頗。因為隨著國家利益的轉移，敵人可能變成朋友，從而改變權力競爭的基本結構。在美蘇冷戰時期，就有幾個例子能證明此種普遍現象。
簡言之，這場冷戰非常獨特，幾乎是史無前例。許多人引用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薩戰爭》或希羅多德的《歷史》來解釋這場長期強權競賽的某些部分，然而，大家也應該留意，蓋迪斯（John Gaddis）曾將這段時期描述成「長和平」（long peace），若干國際關係與安全領域理論家則重視這種「活在和平中的危險」，將其視為核武時代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之最佳例證。他們認為，這種深層風險與危機確實有助於政策制定者維護和平，也證明嚇阻行為是有效的，至於核子戰爭乃可以也應該避免的。除此之外，冷戰同時促使學術界建構和修正國際關係、安全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理論建構方面，國際法也有了一定的擴充與提升。至於對美國、蘇聯與其他大國的實務專家而言，他們則是在冷戰時期汲取了許多經驗。
三、為什麼國家會冷戰？
簡單來說，就是身處衝突中的國家並不想真的開戰或進入殺戮戰場，又覺得有必要削弱或擊敗敵人。若是其對手或競爭者的威脅越來越大，但雙方還是沒有攻擊開戰的意圖，就會出現「冷戰」現象，成為國際和人際關係一部分。儘管如此，我們面對的「冷戰」已然完全制度化，致使它在歷史上並無參照案例。簡言之，冷戰與其他武裝衝突一樣，起源於權力、利益、價值、認知與觀念等的衝突，關鍵在於當事人沒有開戰意圖，因此，冷戰不啻成為一種自然、文明和理性的選擇。在人際關係中，我們也經常使用該詞語。
對美國來說，雖然面臨蘇聯威脅，打一場核戰的代價實在太高也太瘋狂，所以需要為此發展另一種戰略來取代傳統戰略，據此，諸如「圍堵」、「嚇阻」、「危機邊緣政策」和「大規模報復」行動等概念一一浮現，政治、經濟、文化和資訊戰亦接踵而來，甚至涵蓋體育、表演藝術和其他非政治性質的民間活動。主要目的一以貫之，就是展現西方世界的優勢，或是「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的效果。
貳、1947至1962年的冷戰
一、冷戰何時開始及結束？
東西方學者對於冷戰的開始有不同看法，尤其德國、蘇聯、美國、南韓、越南等，更不用說海峽兩岸華人學者。勝利在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形式出現在殺戮戰場上。有些戰爭甚至直到今日才停火。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確實曾經為了打敗納粹而向蘇聯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由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繼續擴大其影響範圍，加上擁有核武，美國及其盟友很難也幾乎不可能像對抗納粹那樣去對抗蘇聯。在政治關係和其他國家政策方面，跟一兩年前剛結束的戰爭相去不遠，政治領袖們非常清楚核武是不能使用的武器。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3月率先成為使用「冷戰」一詞的世界領袖。不過，若是回溯歷史，特別是外交和軍事史，就能發現美國及其盟友對蘇聯體制，特別是其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從來就不太放心。
納粹德國於1945年5月8日投降，波茨坦會議便接著在7月27日召開。杜魯門、邱吉爾和史達林都同意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關鍵問題則是重建世界秩序的方式。幸運的是，早在歐洲戰爭結束之前，美國和英國已經討論過所有這些問題，只是無法確定蘇聯的意圖。在倫敦和華府當局主要決策者的理想中，目標是一個改良版的國際聯盟，再加上一兩個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中國跟美英的關係曾十分親近，且蔣介石也出席1943年11月23-27日的開羅會議；儘管他沒有出席波茨坦會議，會後聯合聲明仍舊以他的名字代表中國。蔣介石在1945年2月4-11日憤怒表示不願接受雅爾達會議的條件，但堅信相對於毛澤東，美國和英國會繼續支持他及其中國政府。當時中國內部確實存在著冷戰，而史達林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則是大力支撐中國共產黨的助力。美國曾試圖調停國共內戰，但失敗了。這些外交努力都有其詳細記錄及解釋。美國很真誠地想解開國共死結，然而這個問題遠比想像還要複雜，並非簡單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就能解決。史達林和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在許多國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目標，其活動和政策議程大大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影響了國際秩序的恢復，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冷戰實際上早在1907年就開始了。
總而言之，根據多數意見，冷戰是在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宣佈「杜魯門主義」時開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8年4月3日簽署通過，北約則在1949年4月4日簽署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12月7日遷往台灣，美國繼續承認中華民國，蘇聯則承認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確實曾經希望與共產黨接觸，然後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交流關係，不過，美國與北京新政權之間實在有太多複雜之處。多數西方決策者對中國的驟然變化感到困惑，甚至不知所措，直到毛澤東清楚表示將傾向莫斯科當局，才給西方世界敲響警鐘，至此，西發利亞主權體系下的兩極世界終究成形。這是一場幾乎影響了國際關係各個層面的冷戰，但美蘇兩國之間的軍事力量仍然是形成嚇阻態勢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實際的戰爭。1949年8月29日，蘇聯正式晉身核武大國，更使其威脅變得真實及有害。
至於美蘇冷戰的起始點，倒是任憑研究者自行認定。有些人甚至將起點訂在1917年或更早之前，亦即1917-62年或1947-62年乃是第一個時期，接著則是1962-76年以及1976-91年。儘管學者們總會提出不同的觀點與評估，尤其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與安全方面，事實是，冷戰在亞太地區結束得更晚，甚至到本文寫作為止還在持續中。
二、誰促成了冷戰？
沃爾茲（Kenneth Waltz）所提出「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的概念架構，一直是政策界分析冷戰的熱門理論；政策及其制定者在國際關係與安全方面始終是重要元素，尤其是在關鍵決策時刻。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自然是研究的焦點，菁英、軍工複合體、智庫、說客和媒體也都參與其中，至於科學家和那些超國界倡議者或政策知識份子同樣涉足一二，例如，1957年的布格瓦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與1955年至1970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議，或稱華沙會議（Warsaw Conference），亦很值得我們觀察與研究。
三、「美國治世」發揮作用且持續有效
個人認為卡爾的蘇聯史著作，以及湯恩比（Arnold Toynbee）編輯並由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出版的國際關係概覽等，都是十分有用的參考工具，兩者與國際關係史息息相關，且大家對其中的冷戰史深感興趣。同樣地，外交關係委員會及其主要刊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也提供研究此一主題的可靠資訊，在此，無需詳述肯楠（George Kennan）的出色研究，他根據所謂〈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改寫的〈蘇聯行為根源〉一文，清楚解釋了居處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如何因應當下局勢。至於美國國務院陸續解密的外交政策檔案，也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有趣的是，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2023年《外交事務》第102卷第6期發表題為〈美國力量的來源〉一文指出，圍堵戰略充分展現在1948年4月3日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後續的北約組織中，充分傳達「美國治世」能夠也應該在適當時機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歐洲在1951年簽署《巴黎條約》並在1952年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為了實行馬歇爾計畫，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隨後成立，以利分配資金，更在1961年改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並運作至今。這些都是肯楠思維的自然延伸。
同時必須提及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關稅貿易總協定（後來轉為今日的世界貿易組織）等金融機構，對於「美國治世」在經濟合作及提高當時自由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支持。最後，共產集團未能擴大其勢力範圍，而是被圍堵至中國大陸沿海附近。法國在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的奠邊府戰役（Dien Bien Phu Battle）失利後，越南便如同朝鮮半島一樣，分裂成南北越。至於亞太其他地區，美國和西方列強繼續維持二戰後的大致秩序，以防止國際和區域權力平衡遭受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