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第一人」楊天石的真面目
他視《蔣介石日記》如寶藏，讓日記自己說話，自以為客觀科學，實則貽笑大方。
楊天石號稱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第一人」，但他慣用「替換」的手法，針對其他學者研究過的主題，用其他史料替換，偽裝成自己的原創。抄襲以外，他還盲目依賴「獨家史料」而不顧史實，每看到一批新的史料，不仔細考證，就迫不及待寫一篇文章，深恐「獨家」被人搶走。正因此種不健康的心態，造成了他治學的急躁和冒進，以致於不斷做出偏離史實的解讀。
他研究蔣介石的史學方法，盲目相信依賴、甚至「濫用」蔣介石日記。不看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沒讀過美國檔案原文、也沒有核對英語原文，看不出翻譯的瑕疵，僅根據中方材料，就斷定蔣介石在一個國際談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沒有其他旁證的前提下，單獨使用蔣介石日記做闡述，偏離了重點。最經典者，是他認為蔣介石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怪誕又荒謬。
他不探究歷史背景、一昧堆疊史料的壞毛病，常欠缺前後連貫性，讀來吃力且前後矛盾。他只能針對一個時間點的一件史事做評述，顯少能對一段時間的歷史有宏觀而深刻的理解，缺乏對事件全域的分析。僅憑日記立論，何以能稱蔣介石研究第一人！
本書特色：
◎本書揭示的並非一字不改的簡單抄襲，而是道出一般人看不出的高明抄襲手段，令人大開眼界。
◎本書也示範了史料的運用，不可僅用一家之言，即使是當事人的日記，也會有模糊、刪改、避而不談、作偽的可能。欠缺前後脈絡的掌握和多視角的比對，只會是史料的堆砌整理或斷章取義，不具學術價值。
推薦人：
盧建榮（知名歷史學家）專文推薦：
李戡書為我們揭示了「曲學阿世」以及「為稻梁謀」的機會主義者臉孔。這種人以後會大抄台灣學者，自是不令人意外。在日記的限制方法論部分，更是幫助有志史學工作者提升研究檔次的津梁。
李戡
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博士，博士論文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From Victory to Defeat: The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1946-1952）。著有《李戡戡亂記》（北京：三聯出版社，2010）、《國民黨員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14）、《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盧建榮推薦序：李敖為台灣知識產值締造一次出超記錄
序言：從楊天石的一則訪談說起
第一章 早年楊天石
第一節 反右運動前後的楊天石
第二節 文革中的楊天石
第三節 文革後的楊天石
第四節 楊天石如何修改舊作
第二章 楊天石蔣介石研究的起步
第一節 楊天石何時開始研究蔣介石？
第二節 從孫中山研究到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
第三節 研究蔣介石的成名作——〈「中山艦事件」之謎〉
第四節 抄襲的開端——〈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
第三章 楊天石的海外查檔與蔣介石研究
第一節 新發現或小題大做？——〈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海外訪史錄〉
第二節 明目張膽的抄襲——〈黃郛與塘沽協定的善後交涉〉
第三節 抄襲之二——〈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
第四節 模仿蔣永敬——楊天石的胡適研究
第四章 楊天石為什麼老是慢人一步？
第一節 巧合還是模仿慣犯？
第二節 模仿蔣永敬的鐵證——〈論馬日事變及其解決〉
第三節 模仿蔣永敬鐵證之二——〈武漢汪精衛集團分共前後〉
第四節 強奪楊奎松成果——〈蔣介石的赴蘇使命及其軍事計劃〉
第五節 在台灣研究成果上「撿漏」和「補充」
第五章 楊天石與史丹佛蔣介石日記
第一節 跨足蔣介石對外關係的嘗試——楊天石的〈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
第二節 解讀外文材料的瑕疵——〈蔣介石為何拒絕在《延安協定》上簽字？〉
第三節 迷信蔣介石日記的偏差——〈蔣介石與尼赫魯〉
第四節 視角狹隘導致的誤讀——〈宋美齡與邱吉爾——抗衡大國強權之一〉
第五節 集謬誤之大成——〈抗戰期間中德關係的驚天秘密〉
第六節 英文語境下的人稱誤讀
第六章 楊天石的書評
第一節 雙重標準？——〈陳潔如回憶錄何以塵封近三十年？〉
第二節 只看中譯本如何有資格寫推薦序？——評楊天石為陶涵寫的推薦序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楊天石治學方法的總結與分析
第二節 楊天石人品的總結與分析
參考文獻
李敖為台灣知識產值締造一次出超記錄
一
李戡兄趁創作博論的間隙，騰出另隻手寫了一本、關於揭發大陸學者楊天石抄襲了台灣幾位學者的書文，這些學者是蔣永敬、李敖、李雲漢還有謝國興等人。在短短兩、三年中，左手中文、右手英文地使出雙刀流本事的博士生，就我所知，極為罕見。光憑露出這一手，異日震懾江湖宵小，自是不在話下。我有幸成為他少數第一波讀者之一，在他付梓前夕，樂於替他寫序，以壯其行。
二
看到李戡書，不由得令我想起與乃父諸多相處事情的其中三件。首先，李敖先生於1995年某日，以電話約我見面。我首次是在他東豐街的書房見到他，繼而兩人相偕前往書房對面一家飯館用餐。那時，李先生正在電視台做談話性節目，想邀我對談杜正勝的人品與治學，我當場予以婉拒，算是沒給他面子。首次見面有點不歡而散。我當場沒說婉拒的理由。事實上，那時是我人生困頓的暗淡時刻。從1991年7月至1992年2月28日，我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班，歷史組主任邢義田正在霸凌我、阻止我升等。其時恰值杜正勝是人類學組主任，夥同所長管東貴一起加入挺邢陣營，打壓我不遺餘力。之後還是有後續，我在因應此一困局上，決定避其鋒銳，盡量爭取時間做研究，延後並累積異日從事抗爭的資本。所以，李敖邀我批判杜正勝，在我是抵觸我既定的行事指針。我是1981年高去尋任所長時進史語所的，一進來便聽他對我說：「這麼好的讀書環境，天下哪兒去找啊。更何況政府還付你錢讀書。」之後約略與我會見李敖的同時，有來訪的大陸名學者葛兆光，於羨慕史語所環境之餘，也講出類似高去尋講的話。我渴求安靜念書之心很強烈，故爾我沒答應李敖。但我始終覺得有所虧欠李敖，尋思有所補償。
另外兩件與李敖交往事，都與抄襲有關。2010年，我認為該輪到我反擊杜正勝集團的時日到了。我偕張友驊一起揭發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按：其中兩位是杜的學生）抄襲李敖書文的弊案。整個弊案的調查和揭發，在由張友驊發行的《社會／文化史集刊》第5期（2010.9）給刊登出來。那一期還是由時英出版社負責行銷，之後就歸新高地自家經營了。在我奉上10本刊物給李敖的當晚，他很高興。我向李敖說，很榮幸有機會為你這位大文豪，出點小力氣。萬沒想到他竟脫口說：「不對，這次，你是大文豪左拉，我是受你仗義執言好處的德雷福上尉。」我嚇了一跳，李敖的機智和風趣，我早就見識過好幾回了，這次無非又是他的慣技展演罷了。我吃驚的，是他不暇思索地用了1910年代法國史的一個典故，而且在引用上顯得不露痕跡。重點是，這是他對我答謝之意。我當然不至於樂昏頭從此以左拉自許。
有一天，李敖對我說，他所剩時日不多，卻仍有很多事待做。許多件中只有一件，他無法優先處理。接下來說的，令我震驚。他說，他的蔣介石研究成果，被大陸學者給抄了。他沒時間追究此事，但盼我幫他留意此人寫的有關蔣介石書文。他告訴我此人叫楊天石。之後，文化大學辦了一場蔣介石學術研討會，楊天石赫然與會且貢獻一文。迨會議論文集出版後，我持去轉贈李敖。他沒說謝，只是有點傷神。
三
今天李敖想做卻沒能去做的事，由其哲嗣李戡代為完成。我真說不出替李敖高興的那份情愫。李敖有子代為復仇，而且就算李敖親自復仇，恐怕也沒李戡做得如此周到至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那是對仇家的徹底刨根以及毀滅性重擊！這是李氏家學重現江湖。我為李氏加倍奉還的家風，喝采不已。
四
抓抄打假的工作，攸關中文世界學術境界提升，至關重大。在學術大國的西洋和東洋，抄襲事件偶有發生，卻無人敢包庇抄襲者。抑有進者，凡被揭發以至東窗事發的抄襲者，只有夾著尾巴鼠竄，並自絕學界這條路可走。反觀中文世界的學術社群，大陸和台灣都抄襲成風，被舉發的人不僅不謝罪以遠離社群，抑且獲權勢者包庇的竟大有人在。這就是學術大國和學術小國的差別所在。
台灣同大陸都是學術小國。仔細比較，小中還有更小，台灣比起大陸，更加小國。在抄襲成風的兩岸，還有一項結構性人為障礙構成了彼此不易發現抄襲。那就是大陸台灣互相定位對方的書為「禁書」。台灣在1987年開始解禁大陸書，但大陸迄今仍對台灣書進行列管。先說1987年之前的台灣，一般讀者讀不到大陸書，只有學界少數人可以接觸到大陸書。因而這造成台灣學者抄大陸書，不虞被發現。舉其發生在七○年代的著例，譬如1973年（?）台師大教育系田培林學生為乃師出七十大壽論文集，其中有位門生厚顏抄了唐長孺名篇：〈九品中正試論〉，作為賀禮。這樣荒唐事只有台灣無恥之輩幹得出來。又如，1976年，台灣商務替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出了本：《老莊哲學》之類的書。當有人提出陳抄襲事大陸學者時，陳竟要大家感激他，表示不如此，大家讀不到「匪書」。這竟是抄襲有功呢。
大陸之於台灣，在知識產能上，前者十數倍於後者。而在抄襲上，多的是台灣抄大陸的。因此，便形成以下共生關係：大陸是知識出超國，台灣是知識入超國。就以我在中研院史語所職場的小天地而論，我就抓到有人抄大陸學者唐耕耦的研究。有人為申請進所，所作之演講文竟抄自大陸鮑曉娜和張澤咸的文章。我都跟杜正勝所長（任期為1994-2000）報告過，他都予以包庇。所以後來我抓他學生抄李敖，我料定他非包庇不可。我只是沒料到，時為所長的黃進興與任副院長的王汎森，會以百分之兩百的力道，幫杜正勝強力包庇抄李敖的賊徒。前此抄唐耕耦的那位同僚，據王汎森告知我，此人好幾個月循牆而走、羞於見人。我才知王汎森從杜正勝處學其抄襲包庇學之三昧也。
五
在歷史知識產製和傳播上，台灣一向對大陸逆超，是千真萬確之事。但有一個例外。大陸有學者如楊天石，在蔣介石研究區塊上，他愧不如李敖、蔣永敬，以及謝國興等台灣學者，就在兩岸資訊懸隔的屏障下，楊天石大抄特抄，不虞大陸學術社群會發現。他抄了之後，鎮日提心吊膽李敖來抓他（另外蔣、謝兩人與他形成利益共生關係，不會來抓）。好不容易等到李敖遽歸道山，他才放下這顆心裡大石呢，而老天爺卻跟他開玩笑。李敖沒動動手，並不表示李家不動手。李戡代父復仇一舉，完全是楊天石沒防到的。李敖只是物質生命結束，他的精神生命有李戡代為發揮其文化資本核彈級攻擊。
六
李戡書不止揭穿楊天石自作孽不可活的醜事而已。他為了寫本「戒抄寶訓」，還處理了楊天石青少年人格養成與大時代的勾連，以及日記史料的方法論極限問題。關於楊之人格養成與大時代的關係這部分，我以為李戡書為我們揭示了「曲學阿世」以及「為稻梁謀」的機會主義者臉孔。這種人以後會大抄台灣學者，自是不令人意外。在日記的限制方法論部分，更是幫助有志史學工作者提升研究檔次的津梁。這兩方面是作者大方贈予讀者的附帶獎品，保證讀者讀了，眼界為之大開。
歡迎李戡加入抓抄打假大隊。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北市景美岳泰峰範大樓，2020年12月1日
序言：從楊天石的一則訪談說起
我對研究楊天石產生興趣，還真的拜他所賜。若不是他動不動針對我父親李敖胡說八道，也不會造就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楊天石的胡說八道，可見於一篇2012年的專訪中：
流產的合作計畫
海內外的蔣介石研究者中不乏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比如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汪榮祖。2004年，汪榮祖與台灣學者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出版發行。在此書出版前，學術圈內流傳著一個說法：汪榮祖曾提出兩岸三地合作，共同撰寫《蔣介石評傳》，海外是汪榮祖，台灣是李敖，大陸是楊天石。結果沒合作成。本刊記者就此事向楊天石求證，楊天石表示，「確有此事」。他透露汪榮祖是自己的好友，1990年代，楊天石赴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汪榮祖是邀請人之一。兩人因為討論戊戌變法而相識相知，訪問期間，楊天石還在汪榮祖家裡住了十多天。當時，汪榮祖提出合作撰寫「評傳」，作為相知甚厚的老友，楊天石開始的時候同意參加。「為什麼最後沒有參加呢，原因是他們寫得比較快，我的寫作原則是掌握了所有我認為必須掌握的資料後才動筆。當時很多蔣介石的資料我還沒看，我寫得太慢。」楊天石說。雖然這次合作流產了，但楊天石並不覺得惋惜。當時《蔣介石評傳》剛一問世，一位台灣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楊天石說：「幸虧你沒參加，參加了你也不能跟他們合作。他們書的基本觀點和你有很大區別」。很快，楊天石收到了這本未能參與的作品，「一看《蔣介石評傳》序言，我就對作者的心態了然了。『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我也結束了我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我也度過了青春歲月，我老了。』李敖在序言中如此表達，寫這樣一部書是他的『復仇之作』。」楊天石是心態平靜的研究者，「史學家不能這樣，要擺脫個人恩怨。歷史其實是科學。」楊天石堅持「還原歷史」，這是排列第一的研究目的。「至於自己的著作能起什麼作用，那是客觀的。我寫蔣介石的書兩岸基本上都能接受。也許，李敖不能接受。」楊天石笑言。[1]
楊天石的信口雌黃，絕非無意為之，而是蓄意。類似的表述，又出現在2014年的一則訪談中：
楊天石：汪榮祖是我的老朋友，後來，李敖和汪榮祖合寫《蔣介石評傳》，邀請我參加，兩岸加海外學者合寫蔣介石傳，這是一個創舉，所以我欣然同意。後來合作沒能成行。我的原則是要看完大部分材料再開始動手，所以他們的《評傳》出了，我的《蔣介石傳》到現在還沒有動手。另外，我們的觀點也不同。李敖是徹底的反蔣派，《蔣介石評傳》的序言裡有一句話說，「蔣介石關了我好多年，現在他死了，該是我報仇的時候了。」我對蔣的態度是有批判有分析。[2]
同年，楊天石又說：
「把蔣日記解讀工作做完以後，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寫《蔣介石傳》。」楊天石說，上世紀90年代，台灣學者汪榮祖有過一個提議：兩岸三地三個學者———台灣的李敖、美國的汪榮祖、大陸的楊天石共同來寫《蔣介石傳》。「我當時欣然同意。我有一個原則，一定要把大部分資料看完才能動筆，（當時）我的大部分資料還沒有看完。」楊天石說，李敖序言裡最後兩句是：蔣介石關我那麼多年，現在他死了，該是我報仇的時候。「如果他是為了報仇，我想我們不可能合作。」楊天石表示雖然沒有合作成，但各寫各的，百家爭鳴。「我能不能把《蔣介石傳》寫完，要看上帝給我多長時間。」[3]
楊天石似乎一直怕別人忘記此事，到了2016年，他還繼續說：
市面上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評述、研究多種多樣，楊天石卻遲遲不肯動筆，「我的習慣是主要資料不看完不動筆，蔣介石的日記我還沒有看完。」對蔣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學者當數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維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汪原本邀楊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楊天石應承了此事，但終究沒有動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寫了，觀點也會和李敖先生不一樣。李敖曾被蔣關進監獄多年，他在序言裡說了，這本書是復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靜，客觀，而作為史學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靜客觀。」[4]
楊天石的訪談，完全是誇大其詞、自抬身價。據我所知，汪榮祖確實有三地合寫《蔣介石評傳》的構想，也曾給楊天石提過。然而，現實上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提過之後，便無下文，更無所謂合作計畫。楊天石話裡話外不僅有此計畫，而且答應參加，還說幸而他很謹慎，來不及參與寫作。請問既無合作計畫，何來流產？如楊天石拿不出合作計畫書，便是誇大其詞，自抬身價，且有說謊之嫌。更令人遺憾的是，他居然對「婉拒李敖邀約」一事頗為得意，經常公開提起此事。事實上，我父親根本沒有邀請他參加，楊天石豈非自作多情？更奇怪的是，楊天石自詡他研究的蔣介石「客觀」甚至「科學」，體現他對史學研究行情的陌生。一百年前，還有人要把史學科學化，當今有訓練的歷史家都認為史學既不可能是科學，也沒有必要，因為史學有其「主體性」（subjectivity），否則必然被史料牽著鼻子走，或人云亦云。楊天石視《蔣介石日記》如寶藏，讓日記自己說話，以為「客觀」、「科學」，能不貽笑大方？李敖與汪榮祖合寫《蔣介石評傳》，針對台灣蔣氏政權長久以來歌頌蔣介石之弊，寫出第一本有說服力的評傳。蔣介石難道不值得評嗎？對國民黨而言，失去整個大陸，對共產黨而言，可謂血海深仇，在國際上出賣外蒙，投靠美國，何善可陳？楊天石更盛讚美國人陶涵（Jay Taylor）的蔣傳，這本蔣傳不僅事實錯誤層出不窮，更認為蔣介石是民主的先驅，甚至說今日大陸的崛起是蔣介石的方案。陶書如此荒腔走板（該書中國大陸翻譯版更是嚴重歪曲作者原意），而楊天石認為是至今最好的蔣傳。這究竟是還原歷史，還是盲目的崇洋媚外？
至於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真的如他所說，得到兩岸的接受嗎？楊天石此言，同樣誇大不實。台灣此岸「蔣粉」不僅接受，而且感激楊某比蔣粉更蔣粉，可惜時代轉變，「蔣介石研究」在經歷馬英九執政八年的「迴光返照」之後，又迅速沉寂，楊天石等人的學說在台灣乏人問津；至於海峽彼岸，當然有楊某的同好，但相信大部分人不能苟同，連他的同鄉、同學、復旦名師朱維錚就極不能接受，甚至痛駡他老同學莫名其妙的「捧蔣」！可惜的是，中國大陸深陷意識形態窠臼，深信楊天石學說不疑者固然可悲，但反對楊天石學說者何嘗不是？反對楊天石，應以學術方法擊垮之，而非硬是扣上「歷史虛無主義」帽子。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但方法用錯了，怎麼反也沒用。明明可以用學術倫理和方法打垮楊天石，卻硬要用文革語言攻擊他，豈非怪哉？更怪的是，2019年9月，我已發表文章指出楊天石論文抄襲台灣學者，該文卻刻意遭到限制傳播。顯然，楊天石尾大不掉，若讓他「文抄公」的形象公諸於世，長年「包庇」楊天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有關部門（特別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將顏面掃地。權衡之下，與其受到牽連，有關部門當然得冒著「包庇歷史虛無主義」的風險，繼續包庇楊天石了！
再回到楊天石的自抬身價。稍有常識者，都知道在蔣介石研究方面，李敖根本沒必要邀請任何一位大陸學者參與寫作。論近代史研究，李敖早年深受胡適影響，也得到胡適的賞識，年紀輕輕就引起矚目，被羅家倫、陶希聖約去編寫中華民國史料，他早年的歷史研究著作《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書令孫科大為讚賞。這種經歷和才華，讓李敖得以接觸許多近代史的大人物，直接聯繫的有陳誠、葉公超、鄧文儀、俞濟時、何世禮等人，間接有過交集的有張學良、孫立人等，都是蔣介石研究極為相關的人物。數十年研究國民黨出版刊物的經驗和鍛煉出來的敏銳度，讓李敖得以從國民黨官方論述的「前後不一」、「欲蓋彌彰」等「露餡」之處，發現國民黨黨史上的疑案；數十年接觸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大小人物，讓李敖得以廣泛搜羅不為人知的歷史。這些經歷，使李敖成為卓越的蔣介石研究專家。看過《蔣介石評傳》的人都曉得，該書內容大都來自李敖過去研究蔣介石的文章，經汪榮祖補充英文材料，建構起整本書的架構和論述體系。換言之，此書的底稿和論調早已完成，李敖與汪榮祖所做的，主要是把許多已經發表過的文章組織起來、加以潤飾，哪來楊天石參與寫作的必要？
若楊天石當時已是略有成績的蔣介石研究學者，他的自抬身價謊言似乎還有可信的空間。荒謬的是，在1995年之前，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成績寥寥可數。直接涉及蔣介石的，只有〈中山艦事件之謎〉（1988）、〈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1989）、〈抗戰前期日本「民間人士」和蔣介石集團的秘密談判〉（1990）、〈北伐時期左派力量同蔣介石鬥爭的幾個重要回合〉（1990）、〈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海外訪史錄〉（1991）、〈中山艦事件之後〉（1992）、〈蔣孔關係探微——讀孔祥熙致蔣介石書〉（1992）、〈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1993）等篇。1995年，正是李敖、汪榮祖出版《蔣介石評傳》的那一年，在此之前，李敖已有大量研究蔣介石的成果，且研究時間段涵蓋廣泛，這些過往的研究成果，為撰寫《蔣介石評傳》打下了雄厚基礎。李敖和汪榮祖，前者擁有豐厚的蔣介石研究成果、後者帶有雄厚西方史學視野，何須跟一位當時名不見經傳、僅發表幾篇論文的大陸學者合作？
正因為楊天石多次宣傳這種拙劣的謊言，讓我有興趣徹底瞭解楊天石的治學歷史和他的轉變。據本書研究，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大致可劃分三個時間段——第一階段是1988到1996年，第二階段是1996到2006年，第三階段是2006年至今。其中的兩大分水嶺1996年和2006年，分別是「楊天石第一次來台灣參訪」和「史丹佛大學蔣介石日記開放查閱」的年份。此處，先簡單介紹第一階段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嚴格講起來，〈抗戰前期日本「民間人士」和蔣介石集團的秘密談判〉這篇文章，更像是楊天石在懂日語學者的幫助下，翻譯日本外務省檔案的一篇文獻彙編，且類似的題目，早有大陸學者章伯鋒寫成〈關於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幾次妥協投降活動〉。整篇文章，幾乎都是日文檔案，談的是1939年的事，楊天石所使用的中文材料，只有兩、三個，為什麼不用蔣介石日記？因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只收藏到1926年，這也就是為什麼楊天石在1988年到1990年發表的研究蔣介石的文章（〈中山艦事件之謎〉、〈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北伐時期左派力量同蔣介石鬥爭的幾個重要回合〉），都是關於北伐的，因為楊天石沒辦法在不用蔣介石日記的前提下，從事蔣介石研究。這個「習慣」，從楊天石踏入蔣介石研究領域那一刻，已經養成了。至於研究胡漢民、孔祥熙、黃郛的文章，可算是楊天石開始「海外訪史」之後的收穫，都是根據幾份檔案，在他人既有的研究成果上展開研究，在抄襲模仿他人的同時，補上一些價值不高的新史料，且其視野始終受眼皮底下的檔案限制。關於這點，本書接下來將有全面的論述與比對。
換言之，1995年以前的楊天石，對蔣介石研究的貢獻，充其量就是開發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史料，且僅僅局限在北伐時期的歷史。楊天石因為受限於檔案，在此階段的蔣介石研究僅局限在北伐時期，且謬誤層出不窮。這種方法，自然不是李敖和汪榮祖願意採用的。兩位學者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深刻理解，使他們根據當時手邊搜集到的材料，結合當時國內外研究成果，就能成竹在胸，寫出一本蓋棺論定式的《蔣介石評傳》。換句話說，兩位學者有足夠的信心做出結論，之後不論有多少新史料出土，都無法撼動他們的結論。這種信心，李敖在《蔣介石評傳》的序言裡寫的非常清楚：
所以，可以這麼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只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5]
二十六年以來，大量新史料不斷出土，李敖和汪榮祖誇下的海口是否成真？我正撰寫《李敖與蔣介石研究》，搜集近年中外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成果，做一完整回答。平心而論，《蔣介石評傳》確實有不足之處，但幾乎都是不重要的細節。在重大歷史事件上，《蔣介石評傳》給蔣介石下的結論，迄今確實無法撼動。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又何必在乎楊天石的造謠？更何況，數十年來對李敖的造謠層出不窮，他自己都見怪不怪，我何必對這種楊天石「自抬身價」式的造謠大動干戈回擊？
第一點，當然是捍衛我父親的名譽。眾所周知，我父親有多重職業——作為文學家的李敖，代表作是《北京法源寺》；作為歷史學家的李敖，畢生心血就是《蔣介石評傳》。此外，《蔣介石評傳》是李敖唯一一本與他人合著的著作，其重視與信任汪榮祖之程度，可想而知。這麼樣的一本書，居然因楊天石的造謠而受到玷污，豈有不反擊的道理？除了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研究成果，對李敖而言，這本書還標誌著與過去的告別，也象徵新時代的開始，如他在序中所言：「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徵的，的確是個全面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6]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句話，居然成為楊天石抨擊李敖的墊腳石，他說：
很快，楊天石收到了這本未能參與的作品，「一看《蔣介石評傳》序言，我就對作者的心態了然了。『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我也結束了我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我也度過了青春歲月，我老了。』李敖在序言中如此表達，寫這樣一部書是他的『復仇之作』。」楊天石是心態平靜的研究者，「史學家不能這樣，要擺脫個人恩怨。歷史其實是科學。」[7]
楊天石斷章取義，完全不顧接下去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歷史家的嚴謹，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義大利歷史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里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8]
這種出於復仇動機而直書其事的例子，在歷史上層出不窮，楊天石於此無知，才會以此損人。試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寫道：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9]
如果按照楊天石的邏輯，「發憤之所為作」就叫做「不能擺脫個人恩怨的話」，那他也認為史記是謗書嗎？寫書的當下，發不發憤、帶不帶有個人恩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寫出的內容有沒有說服力。李敖明知在序言中透露復仇之意，肯定會引起楊天石這種人的質疑，但他就是敢這麼寫，因為在復仇的同時，也是得憑證據說話，兩者並不衝突。李敖有足夠的自信，認為讀者看完這本書之後，對書中內容的信服，會蓋過對李敖「洩私憤」的質疑。即便司馬遷自承撰寫《史記》為承襲前任「發憤」之精神而作，後人在評斷司馬遷時，少有人感因「發憤」兩句而質疑《史記》一書的公正性。後人對司馬遷的質疑，也不過如王夫之質疑司馬遷為李陵「開脫罪行」而已，但從不因「發憤」兩字而否定司馬遷的治史精神。[10]相比之下，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動機，以及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才是犯了歷史學者的大忌。關於這點，本書將有精采和詳細的論述。
第二點，《蔣介石評傳》這本書標誌著我父親人生舊篇章的結束、新篇章的開始。所謂的新篇章，就是投身政治，追求中國統一。就我對我父親的理解，《蔣介石評傳》出版後，他幾乎告別了近代史研究領域，除了偶爾逛書店買買新書，幾乎不怎麼寫這方面的新文章。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在序中寫的：「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只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11]然而，他的舊篇章雖然結束了，十八年後，卻是我新篇章的開始。2013年，我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讀大三的時候，因為對經濟學不感興趣，開始思考將來要讀什麼。在我父親和汪榮祖的影響之下，我開始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針對毛澤東在「聯俄容共」期間的事蹟，寫了一篇文章，作碩士申請之用，後來越研究越深入，2014年出版《國民黨員毛澤東》一書，自此正式下定決心，踏上中國近代史研究道路。換言之，《蔣介石評傳》就是我父親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收官之作，也是我走入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啟蒙讀物之一。一本這樣重要的書，卻不明不白被楊天石「糟蹋」，我父親沒空計較此事，這種責任，自然落在我的頭上。除了予以澄清、還原事實真相，我也順帶還原了楊天石的治學真面目——楊天石若不逞口舌之快自抬身價，豈能招來我對他的調查和研究？
最後要澄清的是，讀者看完這本書，或許會以為我一字一句查閱楊天石在引用文獻上的錯誤，花了大量時間，太不值得。非也！做這件事本身就很有樂趣，而且在核對的過程中，幫助我複習了相關歷史和史料。另外，有些核對工作，也和我正在寫的博士論文密切相關。比如我核對楊天石引用《美國對外關係文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上的翻譯錯誤，並非專門為了指正楊天石而做。事實上，我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導師本來就要求我在博士最後一年，指導本科生寫「二戰中的中國」這門課的專題論文，強調從國際、歐洲的角度，研究中國的二戰問題。此外，我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1946年到1952年之間的中美日關係，本來就得閱讀大量的《美國對外關係文獻》。大量閱讀的結果，就是對美國這類來往文電中的語氣非常熟悉。一看楊天石的翻譯，就知道疑點在哪，再核對原文，果然發現了問題所在。
順帶一提，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因而對1945到1952年之間的東亞秩序、美蘇博弈、歐洲歷史、戰後日本與韓國史，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我過去的研究興趣，是1920年代的國共關係，所以兩個研究重點前後延伸，大致拼湊出我對1920年代到1950年代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認識。這個研究時間段，幾乎和楊天石的近代史研究重合，因此對於他的研究主題，大致能具備基本的背景知識。我受劍橋大學指導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最大的啟發，就是從歐洲和世界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外交史。很多學者早有此觀念，但真正能實踐者寥寥可數。楊天石的文章，我讀博士前就看過，實話實說，當時我沒有看出錯誤的本領。在劍橋大學受了我導師的啟發後，我再仔細閱讀楊天石的文章，便能看出大量問題。如本書所示，楊天石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對世界近代史的知識極為有限，甚至缺乏基本的邏輯判斷能力，以至於他單方面從中國近代史材料入手，試圖解讀蔣介石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如蔣介石與希特勒、蔣介石與羅斯福、蔣介石與邱吉爾、蔣介石與尼赫魯、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常常鬧出笑話。指出這些笑話，不僅提醒我將來避免犯下類似錯誤，也生動地給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同仁和讀者上了寶貴的一課。
本書的致謝環節非常單薄，因為有好幾位我想表達謝意的對象，礙於和楊天石的人情關係，都不會希望他們的大名出現在本書上。我非常感激為本書寫序和介紹出版社的盧建榮教授，以及暖暖書屋總編輯龐君豪和本書的責任編輯歐陽瑩對本書的支持。在眾多和楊天石有人情關係的學者當中，唯一能讓我公開表達謝意的對象，就是我的恩師汪榮祖。從2019年夏天開始，汪老師不斷關心本書的寫作進度，並不斷提醒我寫作風格不能偏離學術書評，否則將落人口實，影響此書的評價。然而，現實畢竟是殘酷的，即便我百分之百按照書評體例來寫，試問中國大陸有哪家學術出版社敢出？即便有出版社願意出版，在送審階段，必定交到社科院或中共中央統戰部手裡，這兩個部門，都是長期「包庇」楊天石的共犯，絕不會允許此書的出版。既然如此，與其浪費時間尋求出版機會，何不自創體例，樹立典範，不亦快哉！
最後，再提及楊天石2006年的一段訪談內容如下：
記者：台灣媒體近期報導說，研究兩蔣多年的台灣新科「立委」李敖日前曾爆料稱，蔣介石常用日記騙人，即使日記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貴史料能否還原歷史，就看史學家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李敖還爆料說，台灣「國史館」保留的部分兩蔣日記竟然出現缺頁，他懷疑有人偷走了兩蔣日記，打算在近日展開追查。對李敖的這些說法，您是怎麼看的？
楊天石：我已經說過了，台灣「國史館」保存的是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並非原件，沒有「偷」的必要。李敖對蔣介石的評價可能有情緒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稱宋美齡和抗戰時期被羅斯福派到中國的「特使」威爾基有緋聞，寫過許多文章，其實並無其事。前些年，我寫過《關於宋美齡和美國特使威爾基的「緋聞」》，以大量的材料考證，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駁我的文章！但到現在為止，李敖還沒有反駁我。[12]
同樣的態度，可見於2005年楊天石一則訪談中：
楊先生向我們講了一件有趣的事：抗戰期間，羅斯福派特使威爾基訪問重慶。多年之後，威爾基當年的隨員在回憶錄中聲稱，宋美齡和威爾基有過「一夜情」。這似乎是鐵證了，於是台灣作家李敖多次撰文，攻擊宋美齡「和洋人通姦」。這種床帷之私是很難說清楚的，但他卻以令人信服的資料證明，此事純屬虛構。台灣讀者等著看李敖反駁，但李至今啞口無言。[13]
楊天石在2008年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中，收有〈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一文，其中提及「一九九五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蔣介石評傳》中加以引用，並作了詳細的論證和分析。」[14]到了2015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1》書中，這篇文章的題名改為〈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駁考爾斯，兼辨李敖之誤〉，補充寫道：
1995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蔣介石評傳》中加以引用，並作了詳細的論證和分析。其後，李敖又單獨署名，寫作《宋美齡偷洋人養洋漢》、《蔣介石捉姦記》、《宋美齡和誰通姦》等文，陸續發表於《萬歲評論叢書》、《真相叢書》、《烏鴉評論》、《李敖電子報》、《李敖大全集》等處。近年來，大陸出版的某些圖書、刊物以及網站，也都樂於傳播此說，競相宣揚。某著名編劇甚至寫到了電視劇劇本中。[15]
楊天石似乎很介意李敖一直沒「反駁」他，所以大費周章增補了這些文字，殊不知連這些作品的出版順序都搞不清楚。李敖發表幾十篇研究蔣介石的文章後，才將這些研究成果集結成《蔣介石評傳》一書，楊天石卻理解成李敖在「合著」之後「又單獨署名」，殊不知李敖才不會幹這種奪取別人研究成果的事，倒是楊天石，自己明明是剽竊他人文章的慣犯，居然還好意思「隱射」別人？總之，楊天石這種邏輯不通的理解能力，導致他把李敖的不屑一顧當成「啞口無言」，又把從不存在的「合作計畫」當成標榜自己「清高」的墊腳石。既然楊天石這麼期盼李敖理會他、回應他、反駁他，那麼這本書，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我代表我父親送給楊天石的一份遲來的大禮。
[1] 〈楊天石：坦然研究蔣介石〉，http://news.hexun.com/2012-04-16/140430324.html。該文所指的2004年《蔣介石評傳》出版發行，實為「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陸版。《蔣介石評傳》早於1995年在台灣由「商周文化」出版。
[2] 〈楊天石：研究據多方史料 並非為蔣「翻案」〉，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n/2014/0715/c372329-25282521.html。
[3] 〈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出新作——還原對日政策、蔣毛角力等13個歷史真相〉，《南方都市報》（2014年7月23日）http://jds.cssn.cn/xwkx/xlxz/201605/t20160506_3321834.shtml
[4] 〈楊天石：蔣介石的五大毛病和對國民黨的反思〉，http://sc.people.com.cn/BIG5/n2/2016/0902/c345528-28935597-3.html
[5]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臺北：商周文化，1995），頁13-14。
[6]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頁15。
[7] 楊天石，〈坦然研究蔣介石〉，http://news.hexun.com/2012-04-16/140430324.html.
[8]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頁14。
[9]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
[10]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書中寫道：「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揜。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衒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見《讀通鑒論》，卷三。
[11]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頁14。
[12] 〈楊天石：從日記中認識蔣介石〉，《新民周報》（2006年3月31日），http://jds.cssn.cn/xwkx/zxxx/201605/t20160506_3315468.shtml
[13] 〈且撥霧靄觀丘壑漫捲風濤入史篇——訪楊天石先生〉，http://jds.cssn.cn/xrfc/xrsb/201605/t20160506_3327708.shtml。
[14]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455。
[15]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1》（重慶：重慶出版社，2015），頁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