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質的悲劇英雄！

 

南方朔

 

前幾年，我在敏隆講堂開課談當代哲學問題時，「無聊」、「厭倦」、「厭煩」（Boredom）當被列為當代主要問題之一，當時我還把挪威哲學家史溫德森（Lars Svendsen）所寫的那本《無聊的哲學》，當作主要參考書目之一。

 

「無聊」、「厭倦」、「厭煩」乃是後現代的今天，一種最新的哲學思想問題。如果人們對神學有所知，當記得《舊約．傳道書》在開宗明義就有這樣的一段：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往海裡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除了這個段落外，《傳道書》裡也說到喜樂福祉，房舍田園，甚至智慧也莫不是虛空，也是捕風。所以《傳道書》第一章第十八節遂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傳道書》的這一段，乃是所謂的「形上學的憂鬱」、「形上學的無聊」、「形上學的厭煩」之起源。

 

不過由人類的歷史也知道，從遠古到中古，再從中古到工業革命後的現代，人們由於生存艱難，從出生到死亡，每個人都需要勞苦一生，才可能倖存。生存的艱難已使人沒有更多的時間來面對人類本質的虛空問題。在歐洲思想史裡，只有極少數生活優渥的神職人員和貴族世家子弟，才有能力去碰觸這個人類最難碰觸的虛空問題。

 

不過從工業革命後的浪漫主義運動起，由於人類生存條件的改變，「無聊」、「厭倦」、「厭煩」這些形而上的生命本質問題遂開始進入了人類哲學思想的時間表。例如近代思想最複雜的神學家和數學家──法國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就這樣說過：

 

唯一能安慰我們生命悽慘的就是消遣散心。但這卻是人類最大的悽慘。因為它的目的就是避免人們去自我思考，要使人對人的死亡敗壞無所感覺。於是人對這種處境就只剩無聊厭煩，它使人對死已無所感覺。

 

而葡萄牙大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則在《惶然錄》裡，也如此寫道：

 

某種感覺使我昏昏沉沉，它充滿了我們的心，像是霧，使我們無法思考，使我們無法成為清楚明白的存在。彷彿我們雖然沒有入睡，但一種非夢之夢卻緊繞不去，每一天新的陽光則麻痺著我們感官停滯的表面。我們喝不進任何東西，我們的意志已被整桶倒進都是無精打采走過的足跡之庭院。

 

因此，挪威哲學家史溫德森指出，「無聊」和「厭煩」這種感受，乃是現代性的重要元素之一。現代的社會已處於一種意義流失的狀態，當意義已經多到形同沒有了意義，人就彷彿被拋進了混沌如泥的大海，已沒有了渡過這個大海的舟楫。因此現代人總是無聊的、厭煩的、孤獨和憂鬱的。

 

而人們都知道，人的思想是取決於他所處的環境，所以人處於「朱」的環境，他的思想就「朱」；人處於「黑」的環境，他的思想就「黑」。但若一個人思想敏銳，覺得孤獨無所屬，這種人的思想黏著性就低，因此德國近代現象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遂在他的經典著作《存在與時間》中對無聊和厭煩有過特別的分析。無聊和厭煩是獨特不從眾的開始。他們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他們會在孤獨、憂鬱、無聊、厭煩中努力的要證明自己。當代後結構大師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指出，當代的思想「有如一個人走過一個沒有人跡的世界；易言之，無聊已成了唯一的人跡。」

 

由以上關於無聊、厭煩，以致於憂鬱、孤獨等形而上心理現象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結論：

 

（一）在西方，形而上的無聊、厭煩等心理現象，並不被認為是一種簡單的心理疾病，而被認為是高級文化菁英所形成的形上學困惑。這種心理現象會使得特定的文化菁英份子將世界的問題導向自己。這種人因為沒有社會的罣礙，因而他們特別聰明剔透，能夠在文學藝術及哲學上特別有創見。當代法國哲學史家米諾茲（George Minois）在所著的《自殺史：西方文化中的自動死亡》中就談到在十八世紀末葉，歐洲的菁英份子由於浪漫主義所形成的價值，喜歡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這種形而上的難題，當時的確造成無聊、厭煩、憂鬱，甚至於自殺的普遍。最著名的例子乃是普魯士的腓德烈二世，又稱腓德烈大帝。他絕頂聰明，不但能文，他自己也能作曲、治國有能、讀書極多，乃是那個時代開明專制的典範。他隨身帶了一個金盒子，用緞帶綁著，裡面裝了十八顆鴉片丸子，他心情一不好就表示要吞藥丸自殺。最後他雖然沒有吞下鴉片丸子，但世人都相信他不是在作秀。除了腓德烈的自殺軼聞外，英國國會議員及公爵伯爵自殺之事亦有許多。生命虛空，人世的徒勞，對那些絕頂聰明的人物，的確是個負擔。

 

（二）近代著名心理史學家尼斯貝（J. F. Nisbet）曾在一八九一年寫了《天才的瘋狂》一書，詳細討論了許多天才文學藝術家瘋狂、幾乎瘋狂，以及自殺之書。到了二十世紀，尼斯貝的名單又變得更長，前衛導演阿爾托（Antonin Artand），芭蕾舞天王尼金斯基、大作家吳爾芙、女詩人普拉絲和塞克斯頓都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例子。這些例子已說明了一個殘酷的道理，那就是絕頂聰明的天才，他們都能抓住人類存在的本質問題，表現出極大的洞察力，風華畢現，但白天的光芒，換來的卻是自我更大的燃燒，最後終於讓自己陷入形而上的自殺命運，徒留撼恨在人間。

 

在做過上述綜合的討論後，我們就可回頭來看當代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一生，以及這裡要談的、他所著的這本《這是水》了。由他的才華和剔透的絕頂聰明，他可說實在是個孤獨的天才。他踽踽獨行，在走的乃是一條形而上的悲劇之路，而他對這點顯然並非不知道，因而才會有《這是水》這種相當智慧圓融的演講。但《這是水》所傳達的，卻是和他人生完全不同的信息。因此在《這是水》之後，他還是禁不起憂鬱的折磨，選擇了上吊自殺。因此，《這是水》這場演講，可以視為是他向自己搏鬥的痕跡。他希望能找出一個中道的價值之路，但這種中道價值在還沒有實現前，他就已自殺身亡。在人生的搏鬥上，他有在嘗試、有在努力，但不幸的是他搏鬥輸了。看著他的搏鬥痕跡，實使人為他哀憐。

 

華萊士乃是當代所謂後現代的代表性人物。前面已經提到過，後現代的氛圍乃是一種形而上的虛無。由於這個世界已由過去的信轉為不信，因此他的作品都是無比的嘲諷，他像《舊約．傳道書》一樣，都在揭櫫當今生活型態的無聊、瑣碎，以及大眾生活，文化和娛樂的漫無意義。他的憂鬱症，他文學作品所碰觸的虛無、無聊、煩悶問題，也是他生命的主線。這個主線就是「凡事都是虛空」這種形而上的虛無主義。

 

而華萊士身處於這種形而上虛無主義的窄門，他當然也知道這個窄門易進難出，因為他搏鬥著要替這個窄門找出路，而出路是重要的，因為「這有關於讓你活到三十歲，或者也許到了三十歲，不會想要對著自己的腦袋開槍。」而《這是水》這篇演講就是華萊士試著替自己，也試著替世人的生命窄門找的出路。

 

《這是水》乃是一篇乍看起來似乎卑之無甚高論的普通演講。它從一開始兩尾年輕的魚兒在游，碰到一尾年長的魚，那尾年長的魚向他們打招呼，說：「早安啊，孩子們，水怎麼樣啊？」過了一會，兩尾年輕的魚裡，有一尾終於忍不住，問道：「水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簡單的故事是在說，人們經常都在問一些他們身在其中，最平淡無奇的問題。但平淡無奇的問題，怎麼去想卻可以決定一切。如果我們根據某種觀點去想，會有A的結果，換個角度去想，就會有全然不同的B的結果。他在演講中翻來覆去就是要告訴人們去選擇妥當的思考方式，破除我執。演講中有一段：

 

真正重要的那種自由，意味著注意力、自覺、自律、努力，以及真誠地關心他人，並且每天都一再地用無數瑣碎微小而乏味的方式，為他人犧牲奉獻。

 

這種思考方式的選擇，看起來真是庸俗的很，但若真的用心想一想，就在這種老生常談的態度裡，卻有著從此以後，海闊天空的效果。英文裡有個單字Considerate，將它翻成中文，就是「體貼」、「為人設想」、「設身處地」。當人們思考問題，能夠不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仲裁者，我執就會被淡化。世界就會恢復它「有情世界」的面貌。

 

由形上學的虛無，形上學的無聊，再到形上學的憂鬱，我們必須承認它實在很有美學上的魅惑力，這乃是文學藝術及哲學人士會喜歡它的道理。例如西方神學裡，會有這樣的故事：像有人認為上帝造人，最先有了男人，但一個男人很無聊，遂又造了女人；亞當和夏娃在樂園裡很無聊，遂偷吃禁果。上帝在造物後，最無聊的時候應是一切完成後的日子，這些有關無聊的故事，的確顯得很聰明，很有聰明的機鋒。但諸如此類的聰明，其實並不能為無聊等心理傾向來背書。

 

人類的社會有著社會自行良好運作的邏輯，它必須有更廣的相互責任，必須要有良好的相互關係和彼此的認同。因此法國神學家巴斯卡遂說，人之所以會虛無、會無聊和會憂鬱，最關鍵的原因，乃是在這個上帝已死的時代，人類必須自己成為世界的仲裁者，但人類其實並沒有扮演最後仲裁者的智慧與能力，於是遂造成了人慾橫流，標準亂了套的後果。因此人會憂鬱、無聊、厭煩，甚至憂鬱得要自殺，它真正所顯露的，其實是人類自己的限制。人類如果想要克服這種限制，其實並無更好的方法，只有人把自己看成是必須打敗的最大敵人，讓自己離開虛無、無聊、厭煩所產生的魅惑力量，腳踏實地，從人類的體貼相處重新做起。

 

華萊士的《這是水》，就是他意圖克服自己的虛無感的反省之作，一個有無聊、虛無、憂鬱傾向的人，終於能寫出《這是水》這樣的講稿，真的很不容易，可見他和自己作戰是戰鬥得多麼用力。但他最後還是憂鬱的上吊身亡，他的死就顯得格外的悲壯。他可以說是人類存在本質這個戰場真正的悲劇英雄！